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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琴记连载的,大家看了记得留下脚印

郎朗琴记连载的,大家看了记得留下脚印

《郎朗?千里之行:我的故事》1

我出生于1982年6月14日,那时“文革”已经结束六年多了,可我仍然能感受到它的回响。记得我七岁时的一个晚上,父亲值夜班,在沈阳的夜总会和娱乐区维持治安;我练了好长时间的钢琴,刚结束,母亲在我身边坐下来,递给我几瓣新鲜的橘子和一杯凉水。

  我喜欢听母亲的故事。她跟我讲她和我父亲的生平故事,讲他们俩的生命是如何紧密相连。母亲说:“我很早就爱上了音乐。音乐总能给我鼓舞,给我欢乐。”

  母亲告诉我,她才四岁时,我的姥爷和姥姥就领着她和我的三个舅舅举家从丹东迁到了沈阳。在沈阳,姥爷在一家工厂里当高级技术员,姥姥成了一名会计。姥爷爱唱京剧里的段子,所以家里总是有音乐。

  “那我姥姥呢?”我问:“我怎么从没见过她?”

  “我还小的时候她就得了肺病过世了。”

  我问道:“你那时害怕吗?”

  “没错,我那时很害怕。我是家里孩子中唯一的女孩儿,和你姥姥很亲。失去她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害怕生活中没有了她。”

  姥爷在厂里工作非常出色。他发明了一种装置,提高了生产效率,并因此获得了“革新能手”的称号。我母亲上了学,成绩不错,还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独唱、领唱、领舞样样都行,还在小型话剧里扮演角色。然而,1966年到了,“文革”开始了。因为母亲的爷爷是地主,她全家都被视为改造对象。

  姥爷后来又回到工厂上班,但职位降了一级,也没人再承认他、尊重他。在学校里,母亲极为深切地感受到了周围人的藐视。母亲是个好歌手,所以尽管他们看不起她,还是想要她为学校表演。在演出期间,学校让她戴上红袖标,但演出一结束,红袖标就给收回去了。同学的敌视也许伤害了她,但她一点也不害羞或软弱。她有自己的梦想和抱负。

  我问她:“妈,什么样的梦想呢?”

  “梦想加入专业的歌舞团。梦想演戏。当我站在舞台上时,我不在意别人怎么想我。在舞台上,我所向无敌。”

  母亲说:“我学没上完,梦想也破灭了……”母亲和我的三个舅舅被迫离开姥爷,上山下乡,去了农场和乡下。我的一个舅舅唱京剧很有才华,但因为出身,他的演员梦无法实现。

  我喜欢听母亲说话,但故事终有讲到头的时候,她就会要我去练琴。那时我在练肖邦和李斯特的曲子,其他学生要到十三四岁才去碰它们。这样的挑战让我兴奋不已。当我的手指划过琴键,我的脑海里还萦绕着母亲讲的家里的故事。她没有让学校里的男孩吓倒,我为她骄傲,对她的力量我打心里感激。她曾经希望成为一名艺术家,而我相信她已经是个艺术家了。我拼命练琴,直到征服我练习的音乐,就像她征服她的敌人。我想为她弥补她失去的机会。我练习的音乐成了一部关于母亲的电影的配乐。

  母亲告诉我,她和我父亲在1977年相遇,那时他们都24岁,“文革”已经结束。因为在农场工作出色,母亲获准回到了沈阳,在自动化研究所做话务员,父亲则在一家工厂里上白班。父亲梦想成为专业音乐家。他拉二胡,中国最流行的传统乐器。在传统乐团里,二胡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西方乐团的小提琴。在“文革”期间,音乐学院都关门了,他无法实现上音乐学院的梦想,但他还是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在一家杂技团乐队里演奏,有时也和杂技团一起巡回演出。然而那份工作并不稳定。

  他们第一次约会时,父亲带着母亲去电影院看一部苏联电影。之后,他告诉他的朋友,他对她的相貌和个性百分之百地满意。

  我问母亲她是否对父亲也百分之百地满意。“我没法说百分之百――起码不是一开始就满意。我理想中的男人要比你爸爸高一点、帅一点,更健谈,个性更温和,事业上也更有所成就。”

  

  下期预告:

  母亲告诉我说,姥爷警告过她:“这个男人没有前途,没有职业。你跟了他是不会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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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千里之行:我的故事》(2)

我问我姥爷是否喜欢父亲,母亲忍俊不禁笑了起来。姥爷警告过她:“这个男人没有前途,没有职业。你跟了他是不会幸福的。”姥爷不准母亲和父亲约会,但父亲却很执著。他不断地请母亲出来约会。尽管姥爷不同意,她还是和父亲秘密约会了好几次。一天晚上,父亲送母亲回家,在家门口给姥爷瞅见,姥爷恼羞成怒,扇了母亲一耳光。据母亲说,那是姥爷惟一一次对她动手。

  那以后,她停止了和父亲约会。每隔一阵子,父亲仍然会给母亲打电话。大学重新开始招生了,父亲决定报考音乐学院。他明白,高等教育是他成为专业音乐家的关键。在他复习准备入学考试那会儿,他告诉母亲:“周秀兰,有一阵子我没法给你打电话,请你理解。我必须全心全意准备考试。”母亲自然表示理解,并祝他成功。

  父亲在头两轮测试中拿了第一名,但还是没被音乐学院录取。母亲向我解释,音乐学院的领导在父亲的申请表里发现了不一致的陈述。在那时如果超过25岁,你就不能报考。父亲当时其实刚刚25岁。一个老师教他填24岁,这样,如果他那次没考上,第二年还能再申请一次。父亲遵从了老师的建议,但因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在那一栏下面,他加上一个括号,写上“真实年龄:25”。学院马上取消了他的资格,尽管他在两次考试中拿了第一名。

  那以后,姥爷完全禁止母亲和父亲见面。在姥爷看来,这件事证明了郎国任配不上他的女儿。他让母亲退还所有父亲给她的小礼物,而她别无选择,只有服从。

  我提醒母亲:“可你最终还是嫁给了爸爸。”

  “我说过,你爸爸有股百折不挠的劲儿。他怎么也不放过我,他不停地在我上班时给我打电话。有些日子,他要打上五十通电话。他打得太频繁,我简直没法干活儿了。他硬要我陪他去听音乐会或看话剧。我跟他讲,你姥爷不准,他会说:‘你用不着告诉他。’”

  由此,他们两人关系中更为隐秘的一段时期开始了。“‘周秀兰,你别低估了我,’你爸爸对我说,‘我会有好前途。我会证明给你看。我会成为一名专业的音乐家。’

  “因为我自己的艺术梦破灭了,所以我不相信你爸爸,不相信他有可能找到一份稳定的搞艺术的工作。

  “他说:‘我会找到工作。我要娶你。’”

  当然,就像其他父亲奋力追求的目标一样,他两样都成功了。空军部队在招收音乐人才加入他们的沈阳空军文工团,但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被录用。父亲在沈阳音乐学院找到了一位老师给他上课。有几个月,他没日没夜地练习拉二胡。每天凌晨四点开始,直到去上班,每天下班后,再一直练到半夜,日复一日,从没有丝毫松懈。考试那天,他发挥极佳,终于被空军录用,当上了文工团的独奏演员和乐队首席。

  姥爷被打动了。他说:“秀兰,也许我看走了眼。郎国任有抱负,有恒心。我不会再干涉你和他的关系。”

  他们俩的友情迅速发展成了爱情。我的父母在1980年4月22日结婚,两年多一点之后,我出生了。

  刚开始,父母和我爷爷奶奶一起住。但当我的叔叔结婚后,他和他的新娘需要一个地方住。父亲腾出地方给弟弟。作为空军文工团的音乐家,父亲够格在空军大院里分到一间房。母亲那时已怀上我,他和她可以搬到空军大院,但改革开放后,军队要裁减编制,沈阳空军文工团过两年就要解散,如果文工团解散了,他自然也分不到房子了。

  于是父亲策划了一个打破所有规定的行动计划。他别无选择,母亲不到一个月就要生了。他找来了一辆卡车,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把所有的家当――床、衣柜、衣物――都搬进了空军大院里一间空置的公寓。领导自然很恼火。在部队里,你不能不守纪律。有的上级想要把他们撵出去,但也有的领导比较同情他们:他妻子马上就要生小孩了,怎么好让他们搬出去呢?我父母得到批准,留了下来,而我就出生在空军大院里。

  我的名字“朗”是“明亮”、“开朗”的意思,我的姓“郎”意思是“受过教育的君子”。谢谢父母给了我这么美的名字,如今我必须得努力才能达到他们的期望。

  

  下期预告:

  还不到两岁的一天清晨,我还在酣睡中,有人大声敲门,把我吵醒了。一个男人站在门外大声喊:“送货!”送来的是我的新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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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千里之行:我的故事》(3)

上期回放:

  我的父母在1980年4月22日结婚,两年多一点之后,我出生了。

  猫和老鼠

  人们常常问我受过哪些方面的影响。他们想知道哪些文化上的因素激发了我对音乐的热爱。他们以为我会说贝多芬或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或巴赫。当我说是汤姆猫和杰瑞鼠时,他们自然很惊讶。

  一个动画猫,追一个动画老鼠,这怎么可能给我带来灵感呢?请听我解释。

  故事的开端是在一天清晨,我还不到两岁。正当夏日,我还在酣睡中,有人大声敲门,把我吵醒了。一个男人站在门外大声喊:“送货!”

  母亲开了门,我站在她身后。走道里放着一只硕大的纸箱,两个男人站在纸箱的两边。

  我问母亲:“那是啥?”

  她自豪地笑了,对我说:“一会儿你就能看到。”

  送货人撕掉一层又一层厚纸板,拆开包装,感觉上花了好长时间,我所见过的最美的一样东西,褪去包装之后,终于呈现在我眼前。那是一架立式钢琴。

  我跑了过去,触摸着琴身。我按下琴键。黑色的木身光溜溜没有一丝刮痕,琴键很光滑。琴键上方的标志写着:“星海”。

  母亲说:“这是你的,整个儿都是你的。”

  我抱紧了她。接着,在那一天还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在玩我的新玩具,直到深夜,父亲下班回家之后。

  有了钢琴不久,我在我们家小小的黑白电视机里看到两部动画片。第一部叫《音乐王国》,不同的乐器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自己弹奏自己。首先是小号宣布:“我是小号,我是一名将军,因为我吹奏序曲。”接着定音鼓们走上台来,争辩说他们是最有力的乐器,因为他们能制造风暴、雷鸣。而竖琴坚持认为,她弹出的才是天籁一般最美妙的音乐。小提琴说,作为乐团的领袖,她是所有乐器中的皇后。突然,所有的乐器消失了,一架大钢琴独自立在台上,自己弹着自己。动画片里传来了画外音:“国王驾到!”那部动画片让我很自豪,因为我弹的是最重要的乐器。

  卡通片《猫和老鼠》里有一集叫作“猫之协奏曲”,它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对我的影响更甚于《音乐王国》。每次电视里播放那一集时,我都聚精会神地看。汤姆是一只猫,但也是一位钢琴演奏家。它穿着一身礼服出场,对观众鞠躬,然后开始弹琴。它的演奏美妙无比。一只穿着礼服的猫在弹钢琴!我觉得这有趣极了。刚开始音乐很缓慢,在琴声里,我们看到小老鼠杰瑞正躺在琴弦和毛毡上打盹。它醒过来,对汤姆招招手,而汤姆并不理睬杰瑞。但杰瑞蹭到琴键下面,让汤姆大为恼火。音乐开始加速,卡通动作也开始加速。汤姆和杰瑞把彼此气得发疯:汤姆的手指被杰瑞设下的捕鼠器卡住,杰瑞被汤姆一把抓起,扔到琴椅下面。猫和老鼠拼死搏斗着,而音乐还在继续。音乐和打斗的场面完全合拍。最后,杰瑞胜利了。猫累得精疲力竭,而小小的老鼠这会儿却穿着礼服谢幕,接受观众的掌声。

  后来我才知道,它们两个弹的那首曲子是弗朗茨?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第2号》。但当时我还是一个两岁还差两三个月的小孩子,甚至连什么是作曲家都不明白。我只是喜欢里面的动画人物,我尤其佩服汤姆的手指。它能把手指伸长,触摸到钢琴两头的琴键。弹奏一个琴键意味着引发一段情节,弹奏许多琴键意味着让故事顺畅地衍生下去。弹得越快,动画人物彼此就追得越紧,它们的奇遇就越疯狂,它们的跟头摔得就越可笑,它们的恶作剧也就越好玩。

  弹钢琴意味着恶作剧。弹钢琴意味着乐趣。

  弹钢琴可以很可笑,很疯狂,很缓慢,很快疾。弹钢琴就像坐旋转木马,带出一连串的音乐。

  我想要越弹越快,看我的手指能够以多快的速度掠过琴键。我想要看我能以多快的速度赶上汤姆、抓住杰瑞。我想要跳起来,落下去,然后爬起来,再从头来过。即便我的双手疲倦了,即便我的手指发痛了,我都不在意,因为通过创造音乐,我其实是在编创故事。

  父亲几乎每天都用二胡为我伴奏。他欣赏我的淘气劲儿,他自己有时也是童心未泯。在一起,我们讲述着我们自编的无言的故事。只有在那样的时刻,父亲和我才能够表达对彼此的爱意。那种心心相印是深沉的、强有力的,但也是危险的。那种爱混合了无情的、压倒一切的抱负,它是那么的强烈,本是小孩子的嬉耍于是成为了一种痴迷。

  

  下期预告:

  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和我出生在空军宿舍这一事实不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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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千里之行:我的故事》(4)

【作者:郎朗】

  上期回放:

  汤姆猫和杰瑞鼠激发了我对音乐的热爱。

  空军大院

  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和我出生在空军宿舍这一事实不无关联。这有几个原因。其一,我生活在充满安全感、受到保护的环境中。我们从不锁门,也不担心治安,因为空军基地的大门管得格外严。事实上,我成长在全中国守卫最严密的地方之一。在那样的一个滴水不透的气泡中,我能够专注于我的音乐,没有忧虑和纷扰。其二,营区里充满了冒险和奇遇的氛围。军事基地是一个很刺激的活动场所。对于一个天性已经是喜欢想着遥远的地方,在梦想中迷失自己的小孩子来说,那儿是一个激发想象力的奇境。我和朋友们玩耍的时候,巨大的、响得骇人的战斗机会从我们头顶飞过,降落在基地,又从基地起飞。但是最好的一点是,空军大院中我们住的那个小区是艺术家的天下,那儿到处都飘逸着音乐。每个星期六晚上,爸妈就会邀请音乐家朋友和他们的孩子来我们家聚会。

  当然,我们那一帮孩子全是独生子女。1979年,中国开始了计划生育政策。那以后出生的整整一代人就拥有了父母全心全意的关注,却没有兄弟姐妹相伴,这既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不幸。更糟糕的是,我们的父母们全都经受“文革”的洗劫,他们的抱负受到挫折,于是他们不由自主地将他们的希望嫁接在我们身上。他们身上一丝一毫的精力全都用到了我们身上。我们承载着他们的希望和梦想所带来的重担和祝福。龙凤是中国父母表达对子女期待时最爱用的象征。每个父母都希望他们的儿子能成龙,他们的女儿能成凤。如果那孩子表现出明显的才华,那压力会更大,长辈的期待会更高。

  我们在艺术家小区里的聚会总是非常开心,但同时也很紧张、富有竞争性。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演奏西方乐器,而他们的父母则在一旁即兴地用中国乐器为我们伴奏。他们有的拉二胡,有的弹琵琶,有的弹古筝,有的吹唢呐或是竹笛。一个小女孩拉小提琴,一个小男孩拉二胡,但大多数小孩弹钢琴。我之所以弹上钢琴是因为父亲说钢琴是最受喜爱的乐器。他和母亲自从发现了我的音乐天资以来一直都期待我在这方面有所发展。在我还不到一岁时,他们听到我哼唱收音机里面听来的旋律。在我还没有学会认字之前,他们就教会了我识读音符。

  每次弹琴,我都弹得津津有味。比起弹琴,我更爱表演,比如向我的朋友和我父母的朋友展示我刚背熟的莫扎特小奏鸣曲。我喜欢和他人分享音乐时的那种感觉。其他小孩中很多比我大,音乐功底也已经很扎实了,可我还是很强烈地意识到,我想要比他们弹得好。我虽然天性好胜,却并不妨碍我们的聚会所体现的友谊、温暖和盛情。

  尽管如此,有些小孩还是说悄悄话:“郎朗就是爱显摆。”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弹一首曲子,然后再弹一首,然后再接着来一首。从巴赫的赋格到李斯特的一首叫作“小匈牙利”的曲子,我所知道的每一首曲子我都要弹过。当然每个小孩都想要证明他能跑得多快,游得多远,钢琴弹得多好,但我想要弹琴的欲望超越了简单的炫耀:我想通过音乐表达自我。

  母亲在我们空军大院的小房子里摆满了鲜花,还有开花的闻起来像薄荷和香料的植物。屋里的空气新鲜芬芳。我们坐在一起弹琴、唱歌。那些歌总是关于河流――给予人们生命和滋养的母亲河――还有热爱自然、守护动物的高贵的牧羊人。那些简陋的音乐会依然是我童年最快乐的记忆之一。

  空军大院内的伙伴友情很浓厚。我们在大食堂里吃饭,在公共浴室里洗澡。我们是一个由艺术家――包括我们这帮小艺术家――组成的临时性的大家庭,我们在一起吃饭、唱歌、欢笑、尽情尽兴地游戏。

  

  下期预告:

  那天早晨我穿衣裳时,我眼前浮现出一个高大的巫婆的形象。她站在我边上俯视着我,我弹错了一个音,她就用戒尺敲我的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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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千里之行:我的故事》(5)

上期回放:

  有些小孩还是说悄悄话:“郎朗就是爱显摆。”

  老师的故事(1)

  在我四岁时,我碰巧听到父亲和空军文工团的指挥白先生之间的谈话。

  “我儿子需要一个老师,一个好老师。”

  白先生提议说:“我女儿的小提琴老师有个朋友是沈阳音乐学院钢琴系的主任。她是城里最好的老师。”

  “她会教我儿子吗?”

  “她得先要听他弹一弹。”

  谈完话的当天,父亲就威胁我说:“现在你练琴得加倍地努力。给这个老师弹的时候,你必须一个错都不能有。一个都不行。现在就给我开始练。”

  父亲和母亲都教过我阅读音乐的基本知识,但成为我的钢琴老师的则是父亲。在过去两年里,为了能够给我授课,父亲一直在风琴的踏板上研习钢琴演奏。如今,他意识到他的授课技巧有限,他想让我跟着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老师学习。

  我能够感觉到,他对我的种种设想在那段时间平添了一层新的紧迫感。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开始担心我会让他失望。他告诉我说,老师的名字叫朱雅芬教授,有了她的帮助,我就能够弹好钢琴。他说:“要弹好琴的惟一途径是苦练。好好地练习,你就能扬名世界。”

  我和朱教授的头一次会面是件大事情,父亲很紧张,自然也弄得我紧张不安。他担心我在我第一个老师跟前的演奏达不到她的标准,她就会拒绝收下我。如果她不收我,那我的事业还没开始就夭折了。在父亲看来,最最关键的是我要有最好的老师,而据每个人说,朱教授是最好的。

  父亲不停地叮嘱:“不能出错。在这个老师跟前弹琴,一定不能出错。”

  那天早晨我穿衣裳的时候,我眼前浮现出一个高大的巫婆的形象。她站在我边上俯视着我,我弹错了一个音,她就用戒尺敲我的指节。我很害怕。要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在老师面前演奏。

  父亲把我放到他的摩托车副驾驶的座位上。我们坐着车一路穿过城区。在那样一个冬天的清晨,我冻得发僵,心里直打鼓。

  但我看到朱雅芬教授的那一刻,一切的恐惧烟消云散了。她体态纤小,看上去很慈祥。她微笑着和我打招呼,帮我脱下外衣和手套。她很耐心,说起话来和风细雨。

  大人喜欢小孩子时,他们能感觉到。我马上感觉到朱教授理解我。她夸奖我身上穿的军装,而那是我所有衣服里最得意的一套。她很温和地问我,腰带上的玩具手枪会不会影响我弹琴。我把玩具枪卸了下来,交给父亲。她还问我,正式开始前要不要用洗手间,又问我渴不渴。她教我放松。

  在我接受的音乐教育中,“放松”是个新词。当我看卡通片时,我可以放松。当我弹钢琴弹着玩的时候,我可以放松。可当父亲看着我,评判我的演奏的时候,放松是不可能的。我害怕不能让他满意。而今天,我很自然地想要讨好朱教授。从她的口中说出“放松”这个词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意外的启示。在评判你的人面前放松?在你随时都有可能被拒绝的情况下放松?

  朱教授重复了一遍:“是的,孩子,尽管放松。想一想让你最开心的事,然后开始弹。”

  我想起了我最喜欢的动画人物孙悟空。他能够征服任何艰难险阻,克服所有恐惧,最终总能转败为胜。我一下子放松下来,弹出了水平。

  我弹完后,朱教授说:“你很有天资。”她抚摸了一下我的脸颊,她的手势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我会给你一本新的练习册,还有一首为下个星期准备的曲子。”

  父亲问道:“他不该学两首或三首曲子吗?”

  朱教授心平气和地回答说:“一首就够了。没必要紧赶慢赶的。”

  父亲问道:“那比赛呢?他什么时候能够参加比赛?”

  我的新老师说:“不用着急。时候到了,他自然就能行。相信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

  

  下期预告:

  我的老师告诉父亲:“小孩子需要娱乐。他们需要休息和游戏。他们像植物一样需要阳光和营养。你不能揠苗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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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千里之行:我的故事》(6)

上期回放:

  我看到朱雅芬教授的那一刻,一切的恐惧烟消云散了。

  老师的故事(2)

  朱教授是在上海由说英语的修女们抚养长大,她学钢琴又是师从全中国最受尊重的老师李翠贞夫人。李翠贞夫人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钢琴家,她可以将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转换成任何一个调来演奏。她是一个音乐天才,一个受人爱戴的导师。

  很多年过去后,在我事业小有所成之后,我问朱教授我给她留下的第一印象。

  她告诉我说:“事先就有人说你很有天分,但我还是不太清楚到底见到你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她向我描述了我是如何彬彬有礼,在初次见面时如何很有礼貌地鞠躬。她对我说,她曾把我介绍给她的婆婆――她的婆婆和她夫妻两人住在同一套公寓里。她说:“从那以后,你到我这儿来上课时,你总会首先走到我婆婆的房门前,敲敲门,当她打开门后,你会向她深鞠一躬。”

  她对我说,初次见面那一次,我用我甜润的尖尖的嗓音问她是否想要听我弹琴。

  她回答说:“孩子,我当然想听。”

  我迈步笔直走到钢琴前,在琴椅上搁上两个枕头,好让我触摸到琴键。然后我开始弹一首难度极高的哈农钢琴指法练习曲。她说我的弹奏既没有犹豫也没有恐慌,我和钢琴的关系就好像其他小孩和玩具的关系一样。她说:“你是真正地热爱弹琴。对你来说,弹琴像是游戏一样,一出你已经玩得技巧极其娴熟的游戏。”

  父亲不失时机地问道:“您会收他做学生吗?”

  她的回答也一样快。“我告诉你父亲,你有天分,我会收你做学生。我记得当我说这话时,你父亲没有笑。在那些日子里,我从没见过你父亲笑。他有他想要得到答案的问题,而那些答案他立刻就想要得到。”

  “您认为郎朗到底多有天分?”

  朱教授说:“相当有天分。”

  他问她:“郎朗一定要在全中国弹钢琴拿第一名。然后是在全世界。这可能吗?”

  朱教授认识到了,和许许多多受到“文革”影响的父母一样,父亲把期望加在了我的身上。朱教授的生活也受到了“文革”的冲击。她和丈夫还有孩子都被迫离家,到农村插秧种田。他们在农田里干了很多年的活。朱教授告诉我说,尽管她的一家在“文革”过得很艰苦,那些在稻田里度过的年月留下来的并不全是负面的回忆。“农民和我们彼此相处得很融洽。他们待我们很和善,教我们种地也很有耐心。他们教会我,耐心是学习的关键,也是教学的关键。我看得出你父亲是多么迫不及待地想让你成功。他不断地对我说:‘不要对这孩子太心软。你得给他加点压力,给他挑战。没什么事他是不行的。在钢琴上没什么事是他不愿意干的。’”

  朱教授告诉父亲,我有一双敏锐的耳朵,宽大的手掌,长长的手指,与生俱来的节奏感,还有见谱就能演奏的天赋。但她认为,我最突出的特点是我的精神,而这和其他因素一样重要。她告诉父亲:“如果我们对他过于严厉,毫无节制地把他往极限推,我们有可能会危害、甚至摧残他的那份精神。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就是罪过了。”虽然她理解、甚至赞赏父亲对我的期待,但保护我的精神比其他什么都重要。

  父亲不理解朱教授的教学思想。他总是担心她对我太松了。他相信我能应付任何挑战。不管是多难多深的内容,只需练习得更刻苦就行了。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没日没夜地练。

  我的老师告诉父亲:“小孩子需要娱乐。他们需要休息和游戏。他们像植物一样需要阳光和营养。你不能揠苗助长。”但父亲坚持要求她不断地给我施加压力,给我更难的曲子弹,让我比一般的孩子记谱记得更快。他相信我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对她说:“对他太松只会害了他,只会延缓他的进步,耽误他的前程。”当然,父亲尊重朱教授。

  朱教授的耐心和培养无疑改变了我的人生,但父亲的方式反映了我们国家那个时期的文化。他的方式最终获胜了,而那种方式关注的就是赢、赢、赢。

  

  下期预告:

  在我五岁的那一年,我参加了沈阳市少儿钢琴比赛,并在比赛中拿了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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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千里之行:我的故事》(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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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我举行了我的第一场独奏音乐会。

  第一名

  因为我少儿时期大多数时间是独自度过的,我的想象力很活跃。既然我已经在我第一次比赛中获胜,又下定决心要当一名钢琴家,我再也不想上学了。我不喜欢幼儿园上的课。我也不喜欢幼儿园里的老师,每次我想早点回家练琴,他们总不让我走。他们不理解我。我那时是个怕羞的小男孩,离了家就总感觉不自在。但我不能一个人单独待在家里。父亲和母亲两人都上班。非常幸运的是,我的太姥78岁的高龄还专门从丹东来到沈阳,照顾了我三年,让我一生难忘。她走了以后,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待着没问题,于是想出这么个主意。

  我对父亲说:“你拿一台录音机,早上你和我妈出门前把录音机给开上。我一整天都会好好练琴。回家时,你一查录音机就能证明我说到做到。”

  父亲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因为这样我就能多出时间来练琴了。我也喜欢,因为这样我就不用上学了。在教室里,我觉得怎么样都不得劲。在钢琴前,我却觉得如鱼得水,即便是在苦练难度极高的曲子――就像车尔尼的曲子,写出来好像专门是为了逼疯演奏它的钢琴手。尽管白天一人在家,我一点也不害怕。坐在琴凳上,征服困难的曲目,让我觉得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让我觉得彻底的安全。无论如何,我生活在一个戒备森严的军事基地里,会出什么事呢?

  但是因为我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待着,我天生的害羞变得更厉害了。到该上小学时,我没办法再留在家里了,一想起要回到教室上课,我就紧张极了。我非常不善于和其他孩子相处,绝大多数时间是独来独往。这也是为什么每天午饭期间我一路跑回家练琴时总是很开心。父亲为我列了一张作息时刻表,里面留出的娱乐时间少之又少:

  早晨5点45分起床,练一小时琴。

  7点整上学。

  12点回家吃午饭:15分钟吃饭,45分钟练琴。

  放学后练两小时琴,然后吃晚饭。

  晚饭吃20分钟,这20分钟里我可以看动画片。

  晚饭后练两小时琴。

  然后写作业。

  

  卡通故事给我带来慰藉:孙悟空、哪吒闹海、汤姆和杰瑞……满是爆炸、追踪场面和神奇怪兽的日本漫画书。音乐里也有故事。在我练琴时,或是在父亲或老师跟前弹时,我边弹边在脑袋里编故事。而作曲家们也有故事。起先我对他们一点概念都没有,并不知道他们生活在遥远的过去,他们的国人说的是我听不懂的语言。当父亲和老师开始向我解释,说这些作曲家都早已不在人世时,我完全给弄糊涂了。

  我问父亲的第一个问题是:“所有的作曲家中,谁是第一名?”

  父亲不假思索地说:“莫扎特。莫扎特数第一,因为他写得多又写得好。他3岁时就能作曲。他是一个超级天才,每一种音乐形式他都留下了杰作。他写协奏曲、交响乐,还有歌剧。他创造出最美妙的旋律,最感人的节奏。他的想象力最伟大,他的和声最动听。他为王子和国王们写过音乐。他开始演奏时还不过是个小小孩。他的父亲照顾他,帮他把音乐带给世界。他的父亲几乎和莫扎特一样出名。如果没有他的父亲,莫扎特也成不了名。”很显然,我的父亲很认同莫扎特的父亲。

  当我弹莫扎特时,我脑海中有了他的形象,知道他是谁,又是如何行事的。我想象他是一个动画片里的人物,喜欢蹦蹦跳跳、东奔西跑。他在游乐场上追逐他的朋友,他们也来追他。

  巴赫就不一样。朱教授最热爱巴赫,她的巴赫弹得棒极了。我在她那儿学琴一开始她就教过我好些巴赫的曲子。巴赫音乐的力量强烈地震撼了我。我感到很幸运,接触巴赫接触得早,因为巴赫是音乐的基石,学好了巴赫,你就打好了音乐基础。他的音乐有很多复杂的旋律线和声部,它们能帮助你理解音乐的结构。在我想象中,巴赫总是在和天堂里的上帝对话,虽然他显得很严肃,他们之间的对话带给这世界人们能够想见的最美好、最睿智的音乐。

  我想象肖邦是个英俊潇洒的男生,像一名电影明星,永远在追求一种他找不到的爱。我看到他坐在钢琴前一边哭泣,一边写下让人心碎的旋律。

  

  下期预告:

  有一次,我父母带我去看一个苏联芭蕾舞团表演的《天鹅湖》,我一下子爱上了柴可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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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千里之行:我的故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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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象肖邦是个英俊潇洒的男生,像一名电影明星,永远在追求一种他找不到的爱。

  冯老师出现了

  贝多芬是我崇拜的偶像。他很严肃,和父亲一样严肃。父亲和贝多芬都从来不笑,他们没时间,也没耐性去聚会、开玩笑、看动画片。有那么多的音乐要去写,有那么多的音乐要去听,音乐是性命攸关的事。对贝多芬来说,音乐是至高无上的。父亲和贝多芬一样不善与人相处,和音乐倒更能心心相通。

  有一次,我父母带我去看一个苏联芭蕾舞团表演的《天鹅湖》,我一下子爱上了柴可夫斯基,而我当时听到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则大大加深了我对他的热爱程度。当然我那时还太小,还叫不出曲目的名称,但他的俄罗斯灵魂所蕴涵的丰厚感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的脑海里,他在一幢大房子里独自生活,我想象他一边流泪一边创作,一边创作一边流泪。俄国音乐特有的美丽的忧郁打动了我的心。从前我看过一个技艺高超的苏联马戏团来中国演出,我也一样深受感动。因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我对俄罗斯的各种艺术形式都深怀敬意。

  电视上看到的猫王的表演让我想起李斯特。李斯特在他那个时代也是超级明星――他狂放不羁,女人们都为他神魂颠倒。在我的想象中,他参加摩托车比赛,开比光速还快的喷气飞机。李斯特和孙悟空两人一定会很投缘。和其他人不同,他没有英年早逝。他活下来了,他的故事从一个激动人心的历险跳到另一个激动人心的历险,不间断地向前发展。

  我为所有这些作曲家编造出历险故事,就像孙悟空为我编造出历险故事一样。然而,尽管我头脑很活跃,手指很忙碌,但我在学校里还是极度害羞。我没有社交技巧,说话笨拙。有时,当我和同龄人在一起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会闭上眼睛,聆听我脑袋里的音乐。我心中的一个秘密是幻想这辈子永远和学校不沾边。

  在这个时候,冯老师出现了。

  她和其他老师不同。她可能不出二十六七岁,而且还很漂亮,她和蔼可亲,她用她的善良把我解救出来。和朱教授一样,她恰恰在最合适的时刻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冯老师让六岁半、极内向的我变得活泼外向,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她看出来了,我外表看很羞怯,但其实不然。事实上,我喜欢人多。冯老师让我个性中不为人知的那部分得以重见天日。

  她说:“郎朗,大声说出你的答案,一定不要害怕。你脑子很好使,声音也很洪亮。你一定要学会表达你心中知道的东西。”

  在那个时候,除了音乐,我并不想表达任何东西。我害怕在其他孩子面前出丑。

  冯老师告诉我:“郎朗,你是个聪明的男孩子。你得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我说:“我情愿什么都不说。”

  “你没有选择。当我问你一个问题时,你得走到教室前面,面对全班同学回答。一开始也许你会感到不自在,但你会习惯的。你会做得好的。”

  她没说错。她逼着我张嘴说话,在这过程中也向我证明我并没什么可以害怕的。很多答案我都知道,也可以清楚地陈述出来,我的同班同学也愿意听我的陈述。这样做的次数越多,我就越感到轻松自如。

  冯老师给学生干部分成三等:如果她颁给你一道杠,你就是一个小组长;两道杠,你就是课代表,分管音乐、数学、自然或作文等;三道杠,你就是班长了。我很自豪地在我的衣袖上带上了两道杠,因为我负责音乐。我们班演唱时我会伴奏,我还会挑选曲目,为学校表演。其他老师不支持我提前放学回家练琴,冯老师却鼓励我这样去做。

  冯老师常说:“每个人都有才能,你要做的就是去发现你的特殊才能是什么。”如果哪个同学把一幅画、一首诗,或什么特别的东西带到课上,她就会奖给那个同学额外的金色的星星。如果你跑得快,或是体操玩得好,她也会给你类似的奖励。冯老师从不偏向哪个学生,每个学生都能从她那儿得到充分的关注和慈爱。而我对这两者都有如饥似渴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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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第二次比赛,我拿了一个“安慰奖。”安慰奖是一个金丝毛玩具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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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千里之行:我的故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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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中的一个秘密是幻想这辈子永远和学校不沾边。

  金丝毛小狗

  在我七岁时,我报名参加了我的第二次比赛,不仅如此,我还得以从沈阳搭乘火车到太原去参赛,这让我兴奋不已。这是我头一回离开沈阳。父亲和我先搭夜班火车到北京,和其他比赛选手会合。我们一起逛北京,爬长城,度过了美好的一天。接着我们又搭乘了一班夜班火车到太原。在途中,父亲向我解释我所面临的各种美好前景。

  他说:“三等奖是一台电视机,但我们不需要电视机,你说是不是?”

  “不需要。咱家有一台。”

  “每家都有一台。二等奖是一架电子钢琴,但电子钢琴发音不自然,会让你定调定不准,弹起来和真的钢琴感觉一点也不样。所以,郎朗,你说,你是不是也不想要这么一个玩意儿呀?”

  我说:“不想要。”

  “但是一等奖还不错。一等奖是你惟一想要拿的奖。”

  我说:“那是什么?”

  “一架新钢琴。一架崭新的真正的钢琴。”

  父亲当然是对的。我不喜欢我们家的钢琴。父母花了两千块钱买来的,相当于他们年收入的一半,但如今踏板也坏了,琴键也破了,我练琴练得那么凶,它早已是摇摇欲坠了。想着可能有一架新钢琴,我兴奋起来。我想象着它平滑的琴键,光亮的琴身。一想到这儿,我下定决心,要一举夺冠,决不允许成功和我失之交臂。

  一个七岁的小孩能有那么大的决心吗?可我当时确实有那样的决心。父亲向我担保,胜利是属于我的,他对我的信心让我自己也信心倍增。在上台前,他拍了拍我的后背。我在评委面前鞠了躬,然后开始弹。

  我准备了一首莫扎特,一首车尔尼,一首巴赫,还有一首叫做《红星闪闪》的中国曲子。我觉得那首曲子很合适,因为我一心一意要照亮整个赛场。

  我弹得那么热情洋溢,那么有声有色,那么激情澎湃,我想我肯定能获奖。我好像已经看到了一架新的钢琴立在沈阳家中,我想象自己坐在琴凳上,一等奖的奖杯就放在钢琴上。

  颁布获奖名单时礼堂里的气氛很紧张。三等奖给了一个女孩子。我松了口气。评委接着念:“二等奖获得者是……”我用手堵住耳朵,让我的意志力阻止他说出我的名字。评委念出了另一个男孩的名字。我坐得笔直,只等着一下子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冲上舞台,接受一等奖,还有人群中传来的热情的掌声。

  评委主席念到:“一等奖获得者是……”

  是谁呢?

  刚开始我还以为他也许念错了我的名字。但他没有。他念出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字,一个男孩的名字,显然不是我的名字。

  我没有拿到第一名。事实上,我没有拿到第四名,第五名,甚至第六名。我被甩在后面,拿了第七名。我无法理解,一下子哭了起来。我跑到评委跟前,嘶声大喊:“太不公平了!你们骗我!”

  父亲不得不过来拉住我。一个也没有获奖的女孩子摸摸我的肩膀,说:“没关系。我们拿了一个安慰奖。”安慰奖是一个金丝毛玩具小狗。

  我把她的手撇到一边,说:“你弹得差劲,和我不一样。我该得奖的。”我意识到我这样对她很残酷,但在比赛中失败受到的伤害淹没了我对她的同情感。那时的我是个输不起的人。直到今天,我还为我那天的表现感到羞愧。

  我看着那只玩具狗,踢了它一脚。我不想要安慰奖,但父亲让我把小狗捡了回来。在回沈阳的列车上,我们默默无言地对坐着。

  朱教授知道我比赛输了有多难过:“你心中有想赢的欲望,这很好,因为它给你动力,让你在冷飕飕的夜晚,在大热天里都能坚持练琴。但你不会一直赢。没人能一直赢。你会经常获胜,感受到胜利的甜蜜,你会很享受。但你一定得知道,一个艺术家的生命会充满了失望。失望是无法避免的。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一定要学会走过失望,继续生活。”

  我抗议说:“但那是评委不公平。”

  “我们无法控制评委如何做决定。不错,有的评委是不公平,有的有偏见,有的甚至听不出好坏,品位低劣。但你会发现,绝大多数的评委都是公平的。但评委和老师一样不是完美的。我们都会出错。我们都会遇到其他艺术家比我们弹得更好,不管是因为他们经验更丰富,还是他们准备得更充分。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如果每次比赛失利,你都像天要塌下来一样,准备下一次的比赛就会难上加难。这次打击虽然惨痛,但你一定要克服失望的情绪,然后重整旗鼓,再奋力出击。”朱教授擦干我的眼泪,亲了亲我的两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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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和母亲谈话时说:“我不想让儿子当一条小池子里的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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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朗?千里之行:我的故事》(11)

作者: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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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教授告诉我,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一定要学会走过失望,继续生活。”

  

  离开家乡

  一天晚上,我练琴练了很久,母亲对我说:“宝贝,你看上去很累了。”父亲在值班,家里只有母亲和我两人。她问我:“你要不要停下来,到我边上坐一会儿?”

  我很开心地坐了过去。那时八岁的我眼发酸,手发痛,音符还在我耳边嗡嗡作响。

  母亲说:“朱教授说你发展得很好。她说你的进步比她教过的任何学生都要快。”

  我说:“但还是不够快。”

  “够快的了。但她也有些担心。”

  我问:“担心什么?”

  母亲告诉我,朱教授觉得沈阳的音乐资源有限,我应该到北京去发展,所有顶尖的老师都在那儿。朱教授坚信,我要想在国外扬名,有一个国际化的事业,就必须先到北京去。

  我问:“你、爸,还有我,我们都一起去吗?”

  “你爸和我正在讨论这事儿。”

  “妈,我能不能只和你一起去,让爸留在这儿?”

  母亲让我放心,说:“这些事我们都得一起商议,但不用害怕,你爸和我会保护你。你永远会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为了帮助你发展事业,我们有准备,不怕做出任何必要的牺牲。”

  父亲回来后,他和母亲就我的事情商量了很久。

  我的家庭将要经历一场巨大的变化,只是我一点也不清楚变化将以何种方式出现。因为我们住的公寓很小,即便是父母轻言细语的时候,我也很轻易地就能听到他们两人激烈的讨论。他们的话题永远是我。

  父亲对母亲说:“如果他要成为世界第一名,我们就必须去在中国是第一名的城市。北京是个国际大都市。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是全国最好的。郎朗需要最好的。”

  我听到母亲说:“我和他解释过,但他听了后不开心。他害怕要换老师。”

  “他想要成为第一名,他会去做的。”

  “他想让我跟他一起去。”

  “周秀兰,你也知道那不可能。我们需要你挣工资,好供郎朗和我在北京生活。我必须所有时间都用来监督郎朗。在音乐学院读书可不容易,但要进去就更难了。首先他们得接受他入学。你不知道那些孩子和父母的竞争心有多强。到处都有拦路石。我们这孩子得需要一个男人来保护他。

  “那你是说你会放弃你在治安大队的工作?你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

  “我别无选择。”

  “你和咱爸妈还有领导提过吗?”

  “我提过。”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我疯了。”

  “那他们说的话也打动不了你吗?”

  “他们不理解我们儿子的天才。他们看到他,只当他是个可爱的钢琴还弹得不错的小小孩。他们不明白,在沈阳和其他小孩比对他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去北京和别人比,然后到全世界去比。”

  “没有妈妈在身边,孩子会难过的。”

  父亲说:“如果他不能达到他的目标,他会更难过。这孩子的音乐天才必须得到发展。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郎国任,进音乐学院不容易。”

  父亲说:“你正说到点子上了。到时会有来自全国的两千名学生竞争,都想上音乐学院附小五年级。”

  “有多少人会被录取呢?”

  “不会超过十五个。”

  “你觉得郎朗能行吗?”

  “如果我们入学考试前提前好几个月就到北京去,他就能行。朱教授会帮我们在北京找个好老师,严格训练郎朗,准备入学考试。大家一起努力,他就能被录取。他必须得被录取。”

  “这孩子还从没离开我生活过。”母亲的声音有些凄惨。

  “他必须得学会适应。他没有选择。郎朗在沈阳这儿是个小明星,那好是好,但是周秀兰,我不想让儿子当一条小池子里的大鱼。如果我们留在这儿,他会停滞不前。”

  “我不知道离开了儿子我能不能活下去。”

  “你可以来看我们。”

  “搭火车还得要十二小时。”

  “你每隔几个月就来一次。”

  “那可不够。”

  “周秀兰,我们走一步看一步。我们会找到一条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明白吗?”

  “我明白我们必须为儿子做出牺牲,但是离开他生活,这样的牺牲我还从来没考虑过。”

  “为了他的前程,你必须这么做。”

  有几秒钟的沉默,然后母亲说:“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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