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琴记连载的,大家看了记得留下脚印
《郎朗?千里之行:我的故事》1
我出生于1982年6月14日,那时“文革”已经结束六年多了,可我仍然能感受到它的回响。记得我七岁时的一个晚上,父亲值夜班,在沈阳的夜总会和娱乐区维持治安;我练了好长时间的钢琴,刚结束,母亲在我身边坐下来,递给我几瓣新鲜的橘子和一杯凉水。
我喜欢听母亲的故事。她跟我讲她和我父亲的生平故事,讲他们俩的生命是如何紧密相连。母亲说:“我很早就爱上了音乐。音乐总能给我鼓舞,给我欢乐。”
母亲告诉我,她才四岁时,我的姥爷和姥姥就领着她和我的三个舅舅举家从丹东迁到了沈阳。在沈阳,姥爷在一家工厂里当高级技术员,姥姥成了一名会计。姥爷爱唱京剧里的段子,所以家里总是有音乐。
“那我姥姥呢?”我问:“我怎么从没见过她?”
“我还小的时候她就得了肺病过世了。”
我问道:“你那时害怕吗?”
“没错,我那时很害怕。我是家里孩子中唯一的女孩儿,和你姥姥很亲。失去她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害怕生活中没有了她。”
姥爷在厂里工作非常出色。他发明了一种装置,提高了生产效率,并因此获得了“革新能手”的称号。我母亲上了学,成绩不错,还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独唱、领唱、领舞样样都行,还在小型话剧里扮演角色。然而,1966年到了,“文革”开始了。因为母亲的爷爷是地主,她全家都被视为改造对象。
姥爷后来又回到工厂上班,但职位降了一级,也没人再承认他、尊重他。在学校里,母亲极为深切地感受到了周围人的藐视。母亲是个好歌手,所以尽管他们看不起她,还是想要她为学校表演。在演出期间,学校让她戴上红袖标,但演出一结束,红袖标就给收回去了。同学的敌视也许伤害了她,但她一点也不害羞或软弱。她有自己的梦想和抱负。
我问她:“妈,什么样的梦想呢?”
“梦想加入专业的歌舞团。梦想演戏。当我站在舞台上时,我不在意别人怎么想我。在舞台上,我所向无敌。”
母亲说:“我学没上完,梦想也破灭了……”母亲和我的三个舅舅被迫离开姥爷,上山下乡,去了农场和乡下。我的一个舅舅唱京剧很有才华,但因为出身,他的演员梦无法实现。
我喜欢听母亲说话,但故事终有讲到头的时候,她就会要我去练琴。那时我在练肖邦和李斯特的曲子,其他学生要到十三四岁才去碰它们。这样的挑战让我兴奋不已。当我的手指划过琴键,我的脑海里还萦绕着母亲讲的家里的故事。她没有让学校里的男孩吓倒,我为她骄傲,对她的力量我打心里感激。她曾经希望成为一名艺术家,而我相信她已经是个艺术家了。我拼命练琴,直到征服我练习的音乐,就像她征服她的敌人。我想为她弥补她失去的机会。我练习的音乐成了一部关于母亲的电影的配乐。
母亲告诉我,她和我父亲在1977年相遇,那时他们都24岁,“文革”已经结束。因为在农场工作出色,母亲获准回到了沈阳,在自动化研究所做话务员,父亲则在一家工厂里上白班。父亲梦想成为专业音乐家。他拉二胡,中国最流行的传统乐器。在传统乐团里,二胡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西方乐团的小提琴。在“文革”期间,音乐学院都关门了,他无法实现上音乐学院的梦想,但他还是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在一家杂技团乐队里演奏,有时也和杂技团一起巡回演出。然而那份工作并不稳定。
他们第一次约会时,父亲带着母亲去电影院看一部苏联电影。之后,他告诉他的朋友,他对她的相貌和个性百分之百地满意。
我问母亲她是否对父亲也百分之百地满意。“我没法说百分之百――起码不是一开始就满意。我理想中的男人要比你爸爸高一点、帅一点,更健谈,个性更温和,事业上也更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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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告诉我说,姥爷警告过她:“这个男人没有前途,没有职业。你跟了他是不会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