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千里之行：我的故事22开始至54
【作者：郎朗】上期回放：
考试前的晚上，我紧张得睡不着，父亲说：“到我床上来，在我身边睡吧。”
队伍蜗牛一般缓慢地往前移。我们排队排了两三个小时了，我才有勇气和父亲说上几句话：“来报考的学生真多。全中国每个人都来报考了。”
父亲解释说：“进入第一轮考试很容易。你只用交上一盘磁带，如果考官听过后觉得还行，他们就会让你来这儿现场弹。别看现在有几千人，第一轮后只有四十人不会被淘汰。”
我们终于排到了大楼的入口。已经考完的学生从考场出来后，会停下来和我们还在排队的人说话。一个女孩说：“我弹得太糟了。每个人都弹得很糟糕。考官看你的眼神就像匕首一样。”
当我终于走进考场时，我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坐在考官中的发脾气教授。我不敢冲她看，但我感觉到她在虎视眈眈地看着我。我很害怕。父亲像往常一样拍了拍我的后背。我笔直走向那台大钢琴，在考官面前小鞠了一躬，然后坐下来。我想象孙悟空就坐在我身旁，于是就开始弹了。
弹完之后，我不太确定自己弹得怎么样。父亲和二叔一个劲儿地让我放宽心。他们说：“你一定会在前四十名里面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过了两天，音乐学院才张榜公布过了第一轮的学生的名单。音乐学院的传统是在布告栏里贴一张大红榜，上面用黑色的浓墨列出进入第二轮的四十个学生的名单。
我在大红榜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一下子如释重负。我过了一关，但下一关要艰难得多。四十个考生中只能录取十四人，但进入前十四名还不够，因为只有前七名能拿到奖学金。没有奖学金，我负担不起上音乐学院的费用。对我来说，拿第八名并不比拿第两千五百名强。
音乐学院给进入第二轮的四十名学生安排了琴房，供我们排练演奏的曲目。因为家长不能进入校园，这些学生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便站在校门外，透过琴房的窗户鼓励或是指点。父亲知道我弹琴的手法、风格和乐句划分的特点，他比我还要了解我弹琴的方式。要是他喊出指令――“郎朗，把最后一个乐章再弹一遍，不过这次连奏要再流畅连贯一些”――我会听他的。可是在第二轮考试前的那些天里，我分派到的练琴房离大门很远，父亲听不见我弹琴。琴才练了一天，父亲就建议说：“试试看，能不能和靠近大门的哪个学生换间琴房。我必须得听你练琴。”
第二天，我顺着过道一路走去，问了几个学生能不能和我调换房间，但他们一口回绝了。我几乎就要放弃，决定不去敲离大门最近的那间琴房的门。但我还是敲响了门。门打开了，我一下子认出站在我眼前的男孩。他也是从沈阳来的，我五岁那年参加地方钢琴比赛荣获冠军，他就是名列第二的那一位。他比我年纪大，已经是音乐学院的学生了。
他说：“郎朗，你当然可以用这间琴房。你应该靠你爸近点。他能帮助你。”
他的姿态让我很感动。因为父亲和我屡次受到我们沈阳“朋友”们的嫉妒和暗算，他的友善和慷慨更显得意义非凡。
第二轮考试的中心曲目是莫扎特的一首奏鸣曲。父亲隔着窗户指点我，他的高声喊叫成全了我敏感的演奏。我恢复了自信，但仍然感到紧张。在第二轮考试的前夜，我回到父亲的床上，让他搂着我睡。但我仍睡得不安稳，心怀忐忑。
天一破晓，我俩就都醒了。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了音乐学院。下午一点钟，我参加理论考试。三点钟，父亲像往常一样拍了拍我的后背，我向考官们鞠了一躬，然后开始演奏。我弹了三十分钟，是我从小到大弹得最好的一次。
第二天，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到音乐学院，二叔已经在那儿等我们了。在大厅的尽头，我可以看到那张大红榜，还能听见小孩子和他们父母哭泣的声音，还有些叫骂声。父亲和二叔先是一路小跑，接着简直就是狂奔起来。我看着他们顺着大红榜从上到下扫了一遍。
沉默。
接着是一声狂喊。
二叔兴高采烈地叫起来：“郎朗，你是第一名！”
我看到父亲笑了。我们搬到北京已有一年半了，他还是第一次笑。
当我看到自己列在榜首的名字时，我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前所未有的尖锐的叫声。我想要拥抱什么人，而我最终拥抱的人是二叔，不是父亲。接着我们去给母亲发电报，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下期预告：
父亲先前答应过我，一旦通过入学考试，我们就回沈阳住上四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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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郎朗】上期回放：
二叔顺着大红榜从上到下扫了一遍，兴高采烈地叫起来：“郎朗，你是第一名！”
重新开始
父亲告诉我：“竞争才刚刚开始。”
我问他：“您这是什么意思？我刚刚才考了第一名。”
“对，这个第一名是你们学校的排名。这确实不错。”
我纠正他道：“比不错要好。应该说非常好。我们不需要付学费，而且今后赵教授给我上课我们也不用交钱了。”
“郎朗，一次胜利是不够的。况且，你这赢的不是比赛。你只是获得了音乐学院的录取。”
“但这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呀。”他还想要什么呢？
父亲说：“还有比这更重要的。现在北京就有一场比赛，叫做星海杯全国少儿钢琴比赛。我们现在就得开始做准备。”
父亲先前答应过我，一旦通过入学考试，我们就回沈阳住上四十天。我已经有两年没有回老家了。现在，父亲说我们回去只能停留二十天。虽然我有些失望，但我仍然热切地盼望着回老家。入学考试前连着三个月父亲都没让母亲来看我们。只要我能再感受到她双臂拥抱我的滋味，无论什么样的代价都是值得的。我太想看到她了。
回到家，我发高烧，一下子病倒了。在我高烧不退的那几天里，我做过很多梦。在有些梦里，巴赫跟我说话。他跟我说中文，给我动力，鼓励我挺过病患，好回去继续练琴。他说话极有权威，我信任他，但最让我兴奋的是巴赫知道我的名字。
最后，我终于出院了。我爱戴的冯老师邀请了我所有旧日的朋友，专门为我在她的教室里组织了一场聚会。他们都来恭喜我考进音乐学院。听到他们美好的祝愿，我很欣慰，但我心里止不住要想着将要到来的比赛，想着要赢得比赛必须付出的努力。
我在沈阳老家待的时间虽然不长，朱教授还是给我上了几堂课。她帮我准备我在星海杯比赛上要弹奏的曲目。和以往一样，她不仅给我鼓舞，同时也能让我平静下来。
她说：“郎朗，你既要是一名有才华的钢琴家，也要是一个快乐的男孩子，你一定要在两者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你一定不要忘了和朋友们玩耍，玩你的玩具，读丰富你的想象力的故事书。”
我说：“朱教授，我除了练琴，真是没时间干任何事。”
她问道：“这话是你说的，还是你父亲说的？”
“离比赛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这次比赛后还有下一次比赛，然后还有下一次。”
“我要在所有的比赛中拿第一名。”
“也许你能拿第一名，也许你拿不到第一名。比赛并不总是公平的，最有才华的人并不总能获胜。”她对我说，最重要的是把音乐之美带给他人。比赛仅仅是块敲门砖。不管我在比赛中拿第几名，我的才华不会就此消失。
在某种层次上，我知道朱教授的话有道理。但父亲已经跟我讲明了，如果我星海杯拿不了第一名，他一整年都不会让母亲来北京看我。我一点也不怀疑他会说一不二的。我必须不断练琴。我必须获胜，这样才能接近母亲。况且，我也想要拿第一名。
在家里住了二十天后，我回到了北京。我的身体完全康复了。我开始认认真真地为比赛做准备。因为我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又获得了校方奖学金，我有机会为许多钢琴老师弹琴，接受他们的批评指导。父亲故伎重施，穿上他的警察制服，混进学校教学楼里。他听到老师指导其他学生，就仔仔细细地记下来。他还注意观察新的教学技巧，然后一五一十地传授给我。尽管如今我是音乐学院正式录取的学生，父亲除了自己，谁也不相信。
他和学校最年轻的一位教员，张老师，交上了朋友。中央音乐学院当时非常保守。年长的教授们在学院里有很深的资历，不太可能关照一个既没钱又没关系的小男孩。但张老师很年轻，他觉得和我还有父亲有共同语言。他是我所遇到的最具音乐鉴赏力的人中的一位。父亲的听力很敏锐，但即便是父亲和我没注意到的乐曲中细微的差别他也能听出来。最重要的是，张老师对我坚信不移。和二叔一道，他成为了人数不多，但很忠实的郎朗拉拉队的一名正式成员。有了这样不断壮大的支持体系，我觉得自己会无往不胜，而星海杯比赛也越来越不像一场让我担心的比赛。
下期预告：
因为曾经打败过我的一个人也加入了比赛，这让我觉得情况变得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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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郎朗】上期回放：
朱教授告诉我：“郎朗，你既要是一名有才华的钢琴家，也要是一个快乐的男孩子……”
然而，一天，我得知一个比我高一年级的姓杨的学生也加入了比赛。更糟的是，他要弹的曲子和我的是同一首――《车尔尼练习曲第３１首，作品７４０号》。我七岁那年参加钢琴比赛，结果得了那只金丝毛玩具狗，而杨正是那个获得头等奖钢琴的那个男孩。他那次击败了我。如今我能击败他吗？
班上的同学都奚落我：“你不可能击败他！他比你强。你一点戏都没有！”
父亲说：“别听这帮孩子胡说。他们想要搞混你的脑袋，好让你弹琴时犯错。你只要管你练琴就是了。”
然而又一个不利因素出现了。一共有二十名学生参加比赛，我被按排在第二位上场。这怎么能让我不担心？在比赛时越往后上场越好，因为你可以先听你的竞争对手弹，然后再演奏。
我对父亲说：“我心里不踏实，不知道自己行不行。在我后面弹的学生能听到我是怎么弹的，然后他们就能弹得更好。我今天晚上肯定睡不着。我太担心了。”
“今晚我搂着你一起睡。你会睡个好觉。你醒来后会精力充沛。你走上台前，我会拍拍你的后背，就像以前一样。你会弹得完美无缺，精彩纷呈。你会获胜的。”
比赛在音乐学院的大礼堂举行，有八百名观众来观摩。评委和入学考试的考官们几乎是同一批人，发脾气教授也在其中。
我弹了车尔尼的练习曲、一首肖邦的华尔兹舞曲、一首巴赫的前奏曲与赋格曲、一首贝多芬的奏鸣曲，还有一首中国曲子。我觉得自己弹得还不错。杨弹得格外地出色，虽然很难拿他的技巧和我的技巧做比较，我无法忘怀他曾击败过我的事实。
第二天才能知道比赛的结果。一共会有六人获奖：三等奖共三名，二等奖两名，一等奖一名。第一名会得到一台黑白电视。我特别想要一台，好看卡通，看足球。
第二天到达音乐学院时，有人告诉我们，因为评委之间有不同意见，结果还没出来。一个个念头在我脑海里飞快掠过：评委们在争论什么呢？发脾气教授是不是在劝说其他评委给我打低分？我们心急火燎地等待着，先是一小时，接着两小时、三小时、四个小时过去了。等了那么久，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于是二叔把我带回家。父亲和张老师留了下来。
我不知道我是几点钟醒来的，但我记得当时我弄不清楚我是否仍然在做梦，因为父亲高高地俯视着我，满脸笑容。
他说：“第一名。”
我不得不问他：“我是在做梦吧？”
“你好好醒着呢，而且你赢了。”
张老师说：“评委等了好久才终于走出房间。你叫她发脾气教授的那个老师走在前头。我问她：‘谁赢了？’她说：‘郎朗。’我问：‘你投了他一票吗？’她说：‘没错。我没法不投他一票。我如今已经无法否认他的才华了。’”
我们搬到了北京另一个小区，离音乐学院近一些，但比原来住的地方还要糟。父亲、堂弟和我共住一间房，四周的墙壁比原来的还要薄。小老鼠们穿墙入室，来去自如。房间里从来是不见天日。我们和其他五家人共用一间厕所，一进楼门，你就能闻到那股味儿，真是让人恶心。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兴奋我们家又有了一台电视。父亲甚至允许我每晚六点半到七点看卡通片。但我赢得星海杯比赛最好的奖品是母亲来北京看望我们。她来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领我去玩具店买了一套新的变形金刚。
赢得星海杯后，我被公认为中国九至十二岁年龄段中最优秀的钢琴手。父亲最近又听说了即将举行的一场国际比赛。他对我说：“全国比赛不算回事儿，国际比赛才是动真格儿的。”我央求母亲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她答应我说，每隔两三个月就来看我一次，而且我们还可以继续通信。她说：“你爸一心只想为你好。大多数做父亲的对儿子没他一半关心。”
我知道她是对的。父亲从来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人很难相处，但他同时也是我的最佳盟友，时时给我以力量。当我走进比赛场地时，只要他在我后背一拍，我就感到信心倍增。有父亲在我身边，我知道我真的有机会成为第一名。
下期预告：
对于中国国际钢琴比赛，父亲给我指明了三个主要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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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回放：赢得星海杯后，我被公认为中国九至十二岁年龄段中最优秀的钢琴手。
中国国际钢琴比赛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任何不满１８岁的钢琴手都能参赛，而我当时还不到１１岁。父亲给我指明了三个主要的对手，他们都是在音乐学院学习的学生：有两个男孩，一个叫翟，一个叫明。还有一个女孩叫红。他们当时已能演奏李斯特和拉赫玛尼诺夫出了名难弹的曲目。他们已经深入到了贝多芬的晚期奏鸣曲，而我才刚刚开始学习贝多芬早期的奏鸣曲。我觉得自己肯定比不过他们。
父亲说：“练琴再刻苦些，你就能行的。”
我说：“可是一天也就只有这么多小时啊！”
他还是不依不饶：“你再专心些，就能取得更大的进步。你必须把每小时练琴的时间看成是稀有商品，一分钟都不能浪费。”
我是个自信的小孩，但我也很现实。翟和明两人都曾在国际比赛上获过奖，翟甚至在美国的斯特拉文斯基钢琴比赛上拿过第一名。我在音乐学院里听他们弹琴听过很多次，他们弹得非常出色。我们都热切盼望能代表音乐学院参加下一轮的比赛，但是要进入下一轮，你就必须在选拔赛中排在前四名。任务相当艰巨。
就在我需要额外帮助的时候，我恰巧听到了评书《童林传》。中国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武术流派和大师，但童林艺高群雄，把自己称为八大侠客之首，因为他从每一派的武术大师那儿学来了技巧，将它们融会贯通，创下了自己的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路数。我练琴的时候，想的就是童林的技法。翟比我大四岁，技艺惊人，在我脑子里，我把他称为北派大师。我把明称为南派大师。就像童林一样，我也从我的对手那儿学习技巧。我把他们技法的精华拿来，融会贯通成为我自己的技法。我由此宣布自己超越了他们：如今我是八大派钢琴大师，中国钢琴的少年天子。
当然那只是游戏，但玩这样的游戏让练琴不那么吃力。我每天都听一集评书，听如何成为大师中的大师。在我卖力练琴的同时，我想象自己正身临其境，经历着故事中的冒险和战斗。我明白要想战胜那些比我大的孩子们，我必须有一颗勇士的心。
比赛前的几个星期日子过得很紧张。先要上学，但除此之外，我就只是吃、睡、弹钢琴，从不停歇。脑子里除了跳跃的音符从没有任何杂念。有些习惯已经成了一种我所依赖的仪式：在比赛前夜，父亲搂着我一起睡；在我走上台之前，父亲拍一拍我的后背；当我走到钢琴边时，我会在脑海中呼唤出我的战友的形象――从前是孙悟空，如今是童林。
比赛的时候，我弹了一首肖邦的回旋曲。观众的反响极其热烈。
“那个小男孩是谁？”
“真不敢相信他和比他大五六岁的孩子们弹得一样好！”
“他是从哪儿来的？”
“他真是不简单。”
但最后我只拿了第五名，我出局了。翟、明和红都在前四名，还有另一个女孩，我本以为我胜过了她，结果她也排在前四名。评委们说，因为她已经快１８岁了，这次就是她最后的机会。他们说，我还会有其他机会的。但自然我并不那么看。我认为有才华的人就应该获胜，无论有什么其他的考量。
父亲说：“你肯定应该是在前四名，但生活并不总是公平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向前看。赵教授了解到，还有另一个国际比赛，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那个比赛比这次还重要。”他的平静让我很惊讶。看得出来，从某一刻起，他已不再怀疑我的能力了。如今我的失败是其他人的过失，而不是我的错误。
一个月后，选拔赛上拿前四名的学生在中国国际钢琴邀请赛下一轮的比赛中全军覆没。这意味着没人能代表中央音乐学院参加决赛。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作为“八大派大师”的我本可进入决赛的，评委们那么早就把我刷下去实在是一个错误。
但我的失望很快就被参加下一场比赛的兴奋感所淹没。比赛会在德国举行。在我生命的头一遭，我将要踏上诞生过贝多芬、巴赫和勃拉姆斯的神奇的土地。
下期预告：
一位有名的女钢琴老师对我说：“我很高兴你到德国去参赛……不过你可别指望拿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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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回放：爸爸从某一刻起，他已不再怀疑我的能力了。
我在北京的中国国际钢琴比赛上失利后，情绪很低落。但是比赛上的评委对我的评价很高，让我颇受鼓舞。我还没有在国际比赛中获胜，而那是父亲下一个目标。当他跟我提到即将在德国举行的第四届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的时候，他那样子信心十足，把我本来有的顾虑也都打消了。
因为我在北京的那场比赛中没进入前四名，我无法得到国家公费资助去德国参加比赛。父亲不知疲倦地四处筹钱为我准备旅费。他跟妈妈还有我们家的很多亲戚开了口，对他们斩钉截铁地说，只要能到德国，我就一定能在比赛上拿第一名。在父亲看来，在中国以外的比赛中拿第一名能够改变一切。
父亲母亲花了好几个星期才筹到必需的五万块钱，三万块是从亲戚那儿借的，还有两万块是从银行贷的。这么多人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我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输。一想到去欧洲，我就劲头十足，除了练琴，我什么都不想干。
我们动身前的一个星期，一位有名的女钢琴老师在北京为我们开了个欢送会。我把这看成是她为我投的信任票。所有一向支持我的人，包括父亲、二叔、张老师和赵教授，都来参加了。
这位老师说：“我很高兴你到德国去参赛。我知道你的表现会很出色，不过你可别指望拿第一名。”
她的话像尖刀一样刺穿了我的心。
我问道：“为什么我拿不了第一名？”在我心中，我如今已是所向无敌。
她说：“郎朗，没人告诉你你的竞争对手都是谁吗？文和清。”
文和清都大我三岁。在全中国他们都可以说是最好的钢琴学生。政府出钱让文和清代表中国参加这次比赛。
那天晚上，从欢送会上回来，我无法入睡。
父亲说：“郎朗，你迟早要面对他们，早点和他们交手比晚点好。在德国，评委们不认识文和清，也弄不清楚谁是公派的，谁是自费的。他们没有事先的期望，他们只会凭参赛人的才能打分。”
文和清会弹的保留曲目多得惊人，其中包括李斯特和韦伯难度极高的曲子，更不用提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鲁什卡》。赵教授为我挑选了肖邦和李斯特很有挑战性的曲目，但比起竞争对手们要弹的曲子，它们就显得不那么光彩耀人了。赵教授说：“仅仅掌握复杂的技巧并不能赢得比赛。获胜的关键是整体的音乐感。”
我没少练琴，只有在和父亲一起去德国大使馆申请签证时才停下来。父亲和我说，我们没什么可担心的，签证只是走个过场。
德国大使馆的签证官审阅了我们递上的材料，说：“你们需要担心的东西多了。你们没有医疗保险，银行里没有存款，没有保险和存款，我们没办法给你或你儿子发签证。”
父亲问道：“您就不能高抬贵手？我儿子这是要去参加在德国的第四届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
“但是他不是代表中国去参赛的，不是吗？如果他是代表中国，我可以考虑省去医疗保险的要求。刚才有两个学生也来办签证，他们拿的是蓝色的因公护照。你们拿的是红色的护照。你儿子为什么不是代表中国去参赛？他是不是不够优秀？”
父亲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说：“他已经在中国很多重要的比赛上获过奖。”
签证官又说：“还有一点，你没有工作。我们一般不允许没有职业的外国人进入德国。你为什么没有工作？”
“我的工作就是帮助我的儿子成为世界上第一名的钢琴家。”
“那不是一份工作。那是不切实际的梦想。”
父亲仍不罢休：“如果你不让我们去德国，你就会毁掉我们的梦想。”
“我们得按规矩办事。”
“规矩也可以因人而异。”
“我这儿不行。”
父亲的眼里直冒火。我可以感觉到，他是在默默地打主意。我很庆幸他在我身边，帮我克服像这样的障碍。为了这次比赛，我已经把自己弄得高度兴奋和紧张。父亲说我一定能击败那些比我大的学生，他说服了我，我也一门心思想要证明给他看。
下期预告：
比较好说话的签证官听了我们的陈述，破例给我们发了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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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郎朗】上期回放：
父亲说：“郎朗，你迟早要面对他们，早点和他们交手比晚点好。”
我们离开大使馆时，父亲对我说：“我会想办法，我们会拿到签证的。”
就在那时，一名使馆的安全警卫拦住了父亲。他对父亲说：“我无意中听到了你们的谈话。我听出了你们的口音，你们是从东北来的吧？”
“是啊，我们从沈阳来。”
那个警卫告诉我们，他来自吉林省东风县，而东风正是我爷爷的老家。父亲一提到爷爷的名字，警卫就记起来了，他从前上的中学就是爷爷的父亲创建的。
父亲和警卫一下子套上了交情，他们聊起两人都认识的老家的人，一聊聊了半个小时。接着，父亲言归正传，对警卫说：“老弟，你也了解了我们的处境。我儿子是个天才，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如果因为一些技术上的细节不让他去德国参加比赛，那实在是罪过。你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
那个警卫在大使馆里工作很多年了。他知道哪个签证官严一些，哪个签证官松一些。他答应把我们领到一个比较友好的签证官那儿去签证。他说，那个签证官一旦听到我们的故事，一定会给我们发签证的。
那个比较好说话的签证官听了我们的陈述，真的就破例给我们发了签证。但是拿到签证仅仅是过了第一关。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人头攒动，然而站在我们正前方，排队查验证件，办出境手续的，不是别人，正是文和清。他们没有回过头来看我，但即使他们看到了我，我也不确定他们是否知道我是谁。
当他们出示护照时，边检人员显得很兴奋，赞叹说：“外交护照！你们一定是代表中国的。是以什么身份呢？”
他们解释说，他们是出国参加国际比赛的钢琴选手。
那个边检人员对他们说：“祖国为你们骄傲。你们一定会载誉而归。请往这边过，也请带上我最美好的祝愿。”
我既不是文，也不是清。我只是一个十二岁的矮个子小男孩，我的额头刚到边检柜台的台面。
边检人员问：“你为什么到德国去？”
“我也是去参加同一个钢琴比赛。”
“那你怎么没和他们一样拿外交护照？”
“他们是政府公派的，我是我们家自费的。”
“那意思是你没有他们那么优秀？”
我越想越生气，一时竟答不出话来。父亲接过话说：“他会拿第一名的。”
边检人员说：“听上去像是做父亲的一厢情愿。”他放我们过去了。
那还是我第一次乘飞机。虽然从小在空军基地长大，我还从没有上过一架飞机，此刻颇有梦想成真的感觉。我看到文和清坐在飞机头几排又大又舒适的座位上，以为在他们旁边隔一条走道的两个空位就是给我和父亲的。我刚一坐下，就有一位乘务员走过来。
她问道：“你是商务舱的吗？”
我听不懂她是什么意思。
“不是的，我们是经济舱。”父亲一边说，一边领着我往前继续走。
我们在这架庞大的飞机的走道上从头走到尾，一直走到最后一排才找到我们的位子。我们的座位很狭小，而且飞机一起飞，发动机的噪音刺得人耳朵直发疼。一路上有暴风雨和湍流，飞机颠簸得厉害，一会儿陡然下滑，一会儿左右摇晃。我牢牢抓住父亲的手，双眼紧闭，害怕自己性命不保。
抵达德国后，入境检查的队伍排得很长，我们站在最后面，而文和清则有专门的接待人员欢迎他们。他们被人护送着直接过了入境通道，没人盘查他们。入境后的第一晚，我们住在法兰克福郊外的一间学生宿舍里，是赵教授一个学生的亲戚给我们暂时腾出来的。
我倒时差倒得很辛苦。早上五点钟我就醒了，我穿好衣服，在周围走了一圈，回来后父亲和赵教授还没起床。德国是我神往已久的国家，我等不及要亲眼见识一下，虽然我不通当地的语言。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一部电影里。蓝色的天空，新鲜的空气，德文标牌，街上开过的奥迪、保时捷、大众汽车，咖啡馆里飘出来的新鲜咖啡和甜甜的果馅卷饼的香味，步行上班的金发妇女――欧洲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调动了我所有的感官，一时让我眼花缭乱。
下期预告：
两个中国男人和一个中国小孩漫无目的地走在法兰克福的大街上，然而我心中却是无比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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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郎朗】上期回放：
抵达德国后，入境检查的队伍排得很长，我们站在最后面，而文和清则有专门的接待人员欢迎他们。
按计划我们先动身去法兰克福市区，在那儿再搭乘开往赛场所在地埃特林根的火车。但是在法兰克福我们没有预订旅馆房间。我不知道父亲和老师为什么没有事先计划好。也许他们以为我们能够直接转乘去目的地埃特林根的火车，也许他们没有国际旅行的经验，没能把旅程的前前后后设想好。但是开往埃特林根的最后一班火车已经离站了。我们站在火车站里，不知道下一步去哪里。两个中国男人和一个中国小孩漫无目的地走在法兰克福的大街上，然而我心中却是无比兴奋。我们路过老式的啤酒花园、古老的教堂，在横贯整个城市的莱茵河畔散步，欣赏着沿途的高楼大厦、青石小径。我为自己身处古典音乐的圣地而万分高兴，一路小跑，把父亲和老师抛在身后。父亲和老师跟在后头，面容紧张，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
就在父亲开始觉得我们已经完全迷失了方向的时候，幸运之神又一次向我们微笑。我向左转，拐进了一条小街。谁知道我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决定？我说不好，但是我惊讶地发现，在小街的尽头站着一个男人，样子像是中国人。他正在洗一辆大型轿车。我走上前去，很友好地和他打了个招呼。我用中国话问他是不是中国人。
他很骄傲地说：“我是！你也是啊。到法兰克福是干什么来的呀？”
我告诉他我们只是路过，我要去埃特林根参加国际钢琴比赛。
他听后精神一振：“钢琴！我特爱钢琴。我女儿在学钢琴。你一定要到我们家来坐坐，给我们演奏一下。你这么老远从中国来参赛，说明你一定弹得很棒。”
“真的吗？我们真的可以去您家？”
“那当然。和你同行的还有谁？”他指着父亲和赵教授问。他们正沿着小街朝我这儿赶。
“我爸爸和我的老师。”
他伸出手，说：“我姓黄。欢迎你们到我家做客。”
这时父亲和赵教授都已经赶过来了。黄先生又把他的邀请向他们重复了一遍。父亲和赵教授很惊讶，也很高兴。寒暄几句后，我们把行李放进轿车的后备箱里，上了车，又一路开到了法兰克福的郊区。
在我亲眼看到以前，我对国外城市的郊区没有概念。想不到一个家庭就能在城市边上有这么大一幢独门独户的房子，有庭院和花园。
黄先生的房子很大。他在法兰克福开了三家餐馆，生意兴隆。他的家里摆满了精致的中国家具，还有红色的绸缎窗帘，蓝色天鹅绒沙发，但我走进门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尊关公的雕像。关公是父亲尊崇的英雄。父亲惊讶地叫了起来：“看，关公！那是我敬重的关老爷！”
黄先生说：“我也信关公。他是胜利和忠信的象征。”
父亲附和着说：“勇往直前，获取胜利。”
“郎先生，你我所见略同。你、你儿子还有赵教授一定要在我家做几天客。郎朗可以好好为埃特林根的决战做准备。”
我们满怀感激地接受了他的邀请，我答应每天给他九岁的女儿上一堂钢琴课。我还为黄先生和他的家人开了小型的独奏会。虽然他们知道我是一个正儿八经的钢琴学生，从中国来到德国参加钢琴比赛，当他们听完我的演奏后，还是对我的才华惊叹不已。
黄先生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郁郁葱葱的郊外，一座大房子，漂亮的客房和供你独用的卫生间，有一架质量上乘的钢琴让我能每天练上六小时的琴，还有来自故乡的人们相伴左右……我想象不出一个更好的环境。我甚至能跟黄先生的小侄儿一起玩游戏机。我真想就在那儿一直住下去。
我们做了一个星期的客，到了该出发去埃特林根的时候了。黄先生自始至终真心待客，坚持要开车送我们去。
他说：“坐火车不舒服。况且，像你这样要获大奖的人旅行起来怎么也得要像那么回事儿啊。”
我上车之前，注意到了他的车牌号，８８８８。传统上“８”代表好运气。遇到黄先生后的一连串事情给了我很大鼓舞。对我来说，他象征着机缘。我很偶然地遇到了他，他又刚好热爱钢琴。他很肯定地说：“郎朗，我有机会助你一臂之力，这是命中注定的。”
下期预告：
一名来自日本的钢琴手，一边弹琴，一边前后晃动身体，就像是情不自禁地在跳舞一样。我意识到他是个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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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郎朗】上期回放：
遇到黄先生后的一连串事情给了我很大鼓舞。对我来说，他象征着机缘。
接着又一个奇迹出现了。
比赛的赞助者为参赛选手准备了练琴的地方。我们来到埃特林根，找到了练琴琴房所在的那幢大楼。一进大楼，琴声像无数的蜜蜂一样迎面扑来，又消散在夏日的空气中。父亲和我沿着走廊，朝分派给我的琴房的方向一路走去，但父亲在一间琴房外突然停了下来。琴房的门半掩着，里面有人在弹琴。
父亲万分惊讶地对我说：“你听听这琴声，太有魔力了。”
父亲没说错。我们朝琴房里张望，里面坐着一名来自日本的钢琴手，大约１８岁的样子。他一边弹琴，一边前后晃动身体，就像是情不自禁地在跳舞一样。我意识到他是个盲人。
我很好奇，走过去挨着他在琴凳上坐了下来。他眼睛眯缝着，冲着我转过头。他用不流利的英语问我从哪里来。我的英语不比他强，但我总算还能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因为我们两国的历史，我不知道他会有怎样的反应，但他只是微笑着对我说：“你来弹吧。”
我犹豫了一下，但父亲对我悄声说：“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他会教你一些招数。好好弹给他听。”
我弹了李斯特《塔兰泰拉舞曲》中的一段。音乐背后有一段故事，说是有一只毒蜘蛛，如果它咬了你，你想要活下来的话，你就必须跳一种舞，以一种完全陌生的方式舞动你的身体，但只有这样才能把毒液排出体外。我一边弹一边随着音乐晃动身体。那个男孩微笑着，我弹完后，他对我说：“是，是，非常好，非常好。”
接着他弹了同样的曲子，但是和我弹的方式却截然不同。他的手抚摸键盘的感觉更轻柔，更敏感。他不仅仅是试图捕捉音乐背后的情感；他的演奏成了那份情感的最佳体现。他演奏时的喜悦之情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通过思想或手指表现出来的。他整个人成了音乐的化身，向我们展示多姿多彩的旋律、急促强烈的节奏、哀伤无望的故事和狂野奔放的舞姿。
他对我说：“请你再接着弹。”
我弹了《塔兰泰拉舞曲》中的那不勒斯歌谣，试图在演奏时模仿他对音乐的敏感处理。
他说：“我对这一段不了解。”
我继续弹下去。这时，他双手放在琴键上，开始为我伴奏。他即兴为我的演奏配置和声，扩展了乐曲的内涵，为音乐注入了一份更深沉的美。
我长到这么大，听过的钢琴家有好几百位，但我还从来没听过任何人像他那样弹琴。他平易近人，主动热情，他的个性和他的演奏一样美好。我告诉了他我的年纪。他说：“我很幸运，我比你年纪大，我们不在一个年龄组，否则，你会打败我。”
我说：“感到庆幸的该是我。没人能击败你。”
我们又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弹给彼此听。我们之间的交流与比赛无关；我们在分享自己对音乐的热爱。他虽然失去了视觉，但我亲眼目睹了他触摸琴键创造的奇迹。他给我上了一堂极为重要的课：观看世界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很多我还不了解的方式。
赵教授也给我上了一系列的课。老师的课上得很好，但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日本男孩，还有他给我带来的灵感。
我的德国房东老太太信教。那天晚上，她问我想不想陪她上教堂。我们家没人信教，我还从没有进过教堂。她的邀请感动了我，而且我也颇为好奇，于是就答应了。她去的教堂就在德国的黑森林一带，是一幢配有彩绘玻璃的简简单单的建筑，周围是参天的树木，汩汩流淌的小溪。在教堂里面，我听到了在管风琴上演奏的巴赫的音乐。在这儿听到巴赫是再合适不过了。在我看来，巴赫和上帝是好朋友。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雕像。站在十字架前，我划了个十字，祈祷明天的比赛我能拿第一名。
下期预告：
根据抽签结果，我被排在清和文之前上台。这把我放在一个不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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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郎朗】上期回放：
这位日本的盲人对我说：“我很幸运，我们不在一个年龄组，否则，你会打败我。”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了比赛的音乐厅。临比赛前，我弹了《塔兰泰拉舞曲》给老师听。
老师说：“郎朗。你有一个音弹错了。你学这首曲子时学错了一个音。”
我没有像往常那样生自己的气。因为我的日本朋友的帮助，我发现了这首曲子的灵魂。况且，我练这首曲子练了这么长时间，要想临时纠正那个弹错的音，我对整首曲子结构的把握也许都会遭到破坏，也许会得不偿失。
我把我的想法向他解释了一遍。他想了想，说：“郎朗，也许你是对的。你得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你现在的情绪很高昂，我不想搅乱你的心情。”
根据抽签结果，我被排在清和文之前上台。这把我放在一个不利的位置，但我也没什么办法。父亲拍了拍我的后背。像往常一样，他的支持给了我勇气，但这一次，我想到日本朋友给我带来的灵感。
我先弹了海顿的《Ｃ大调钢琴奏鸣曲》，接着是一首中国曲子《浏阳河》，然后是一首肖邦的华尔兹舞曲，最后是李斯特的《塔兰泰拉舞曲》。弹钢琴的人并不总是评判他本人演奏水平的最佳裁判，但我知道我弹得很出色，最起码我弹得很有感情。我演奏中运用自如的那份轻灵让我自己都感到诧异。等我演奏完毕，音乐厅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不停地返回舞台，谢幕谢了五次。
清和文的表现非常出色，他们的演奏绝对精彩。我欣赏清和文演奏的力度，他们无与伦比的专注，对演奏曲目绝对的把握，但我同时也觉得他们太过努力。他们的努力影响了他们对作品的诠释。起码在我听来，他们的演奏缺乏内心的感情。
宣布获奖名单时，一位先生用德文说了一番话。我听不懂他说什么，但我知道按惯例，有五等不同奖项。有时候，如果评委们认为没有哪个参赛者达到最高的标准，他们会让第一名空缺。
最开始是安慰奖，给了三位分别来自乌克兰、立陶宛和西班牙的选手。
然后是第五名，给了文。他一听就哭了出来。接着是第四名。我听到一个俄国男孩的名字。然后是第三名，得奖的是一名法国女孩。
当台上宣布第二名时，我用双手蒙住了耳朵，很害怕会听到自己的名字。
我的老师还是在我耳边为我轻声翻译了德国主持人所说的话：“获第二名的选手来自中国。”
我心里直打鼓，啊，千万不要，可千万别给我第二名！
赵教授说：“第二名给了清。”
我松了口气，好长一阵子，音乐厅里鸦雀无声。
但德国主持人终于打破了沉默。我朝赵教授凑过身去，听他为我翻译。“今年的比赛非常成功，我们对参赛选手的水准很满意。要在这么多优秀选手中挑选一名获胜者非常困难。诸位知道，过去有些年里，我们选择让第一名空缺，因为我们不想降低比赛最高荣誉的质量。要拿第一名，选手的演奏必须是真正的出类拔萃。我们很高兴地宣布，今年我们确实有选手获得第一名的荣誉。”
主持人接着说：“今年，一名选手以高超的表现压倒了所有其他选手，虽然他个头不高，还是个小孩子。今年，我们非常骄傲地把第一名以及五千块德国马克奖给……”
又是一刻停顿，一份让人坐立不安的悬念。
“郎……朗。”在一串德文中，我听到自己的名字。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拥抱我的老师，但他要我先别作声，好让他继续翻译主持人的发言。
主持人接着说：“同时，今年我们决定颁发给郎朗一个特别奖，还有四千德国马克，表彰他在我们比赛历史上最杰出的艺术表演。”
两项大奖！而且其中一项是专为我而设的！我感到有些发晕。我开始跳上跳下，高声尖叫。
一个中国人朝我走来，我认出他是一位有名的钢琴教授。他很真诚很善意地对我说：“郎朗，我从没听过任何人像你那样弹琴。你的手指有老天爷相助。老天爷在冲你的耳朵说悄悄话。”
坐在音乐厅二楼父亲抱头痛哭，哭得像个泪人一般。在那之前，从那以后，我都没看他这样哭过。但在那个下午，一听到获胜消息，我四下张望想要搜寻的面孔不是父亲，而是我的日本朋友，那个有美妙手感的钢琴家。我在音乐厅后排的座位上找到了他。我拥抱了他，对他说：“谢谢你。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下期预告：
当我们从欧洲回国的时候，没有鲜花或电视摄像机迎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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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回放：一听到获胜消息，我四下张望想要搜寻的面孔不是父亲，而是我的日本朋友。
自尊心是很脆弱的东西。如果说我的自我感觉曾经很差，此刻它却变得太过良好。在短短三年里，我从被一位老师扫地出门到赢得两次重要的比赛，变化不小，如果不这样那才奇怪呢。
父亲的自我感觉当然也和我一起膨胀。他从前就喜欢吹嘘我的成绩，尤其是在和我一样学琴的孩子的家长面前。如今可供他夸耀的东西更多了。也许是因为他嗓门太大，他在我的同学家人的圈子里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物。但同时，他们又愿意让他听他们的孩子弹琴，评判他们孩子的潜力。他俨然成了学校里一位非正式的教授。
学校里的老师们也都很骄傲。他们的名声和他们的学生密切相关。学生中获奖人数越多，他们的地位就越高。我在德国拿了第一之后，赵教授在音乐学院里的地位提高了不少。他为我的成长做出了贡献，和父亲一样，他以此为傲，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我们从欧洲回国的时候，我以为音乐学院，也许甚至政府，会派出代表来迎接我们。我这么想也是可以理解，但没有人来，没有鲜花或电视摄像机迎接我们的归来。
父亲说：“别担心。我们得到的奖金足够我们把欠的钱还给亲戚和银行，还有多的留下来可以买高级音响设备，这样你就可以听音乐光盘来学习。每个认识你的人都为你骄傲，但不要对音乐学院抱太多期望。音乐学院是一个很好的学知识的地方，但也是培养嫉妒的温床。你从前就见识过，但现在你会看得更多。”
然而，如今我已经飞上了云霄，怎样才能做好准备，重新被拽回到地面上呢？
德国之行后又过了几个月，我在期末考试时弹了《匈牙利狂想曲第六号》。我觉得自己弹得有声有色，但考官们把我排在第三名，就好像是要给我一点教训，让我摆正自己的位置。为了证明他们决定的正确性，他们把我的演奏批得体无完肤。但在那些表面上看很有道理的批评背后，那些考官们其实在说：欧洲的评委也许有自由把你捧到天上，但这儿是中国，我们会让你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最后的排名登出来后，父亲火冒三丈。我从埃特林根回国时受到音乐学院的怠慢，为了这事他还一直在生闷气，这次我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怎不让他怒火中烧。他冲着考官们直嚷嚷：“你们这是欺负人。你们明知道郎朗是第一名。他在埃特林根战胜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拿了第一名。他击败了中国最好的钢琴手清和文。如果郎朗能打败他们，他当然能打败投考附中的学生们。他确实比他们弹得好！你们都知道他弹得比他们好！他应该拿第一，你们给他第三名，明摆就是要羞辱他，让他知道这儿谁是管事儿的，让他知道欧洲和这儿是两码事。可是在欧洲评委很公正。在这儿，你们都只会力捧自己的学生，好让自己的事业往前走。还有人接受贿赂！不像话！这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父亲找机会为我约见了殷承宗。殷承宗可能是中国最出名的钢琴家。殷承宗老师是一位俄国派的学者。他的俄文说得非常流利，他还把俄国人演奏钢琴的方法学到了家。他的琴声饱满宏伟，分句处理雄浑有力，情感表达直接而富有感染力，就好像他有一个俄罗斯人的灵魂。他听完我的演奏后，说我也理解拉赫玛尼诺夫和柴可夫斯基音乐的真髓。他鼓励我学习这两位作曲家最困难的曲目。我把他的鼓励当成是最高形式的赞赏。
殷承宗老师鼓励我，对我也很有耐心。当他答应给我上钢琴课时，我和父亲都欣喜过望。但是我们也意识到，不能让赵教授知道这回事。他会很生气。虽然父亲认为赵教授没有挺身为我说话，但我们不想冒失去赵教授的险。赵教授仍然在以他自己的方式帮助我。所以，我跟殷承宗老师上课是秘密进行的。
母亲来北京小住几天的时候，我告诉她说，偷偷上钢琴课让我觉得怪怪的。
她说：“郎朗，我能理解你的感觉，但你没做错什么事。有时候老师之间互相合不来，但真正重要的是你学到了你需要学到的东西，因为那才是音乐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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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不同意见让我感到无所适从，但不久又有一位老师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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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郎朗】上期回放：
父亲找机会为我约见了殷承宗。殷承宗可能是中国最出名的钢琴家。
自信、老师、比赛，我的童年和它们丝丝缕缕地纠缠在一起。而父亲是世界上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他给自己的任务是确保我的自信、我的老师、我参加的比赛这三项都对我的成功推波助澜。没有任何人或事能够阻拦他完成他的任务。
他说：“这次在日本的柴可夫斯基比赛非常关键，比在德国的比赛还要重要。决赛前六名有机会和莫斯科爱乐乐团合作演出，前三名的演出能上电视，在国际上转播。如果这次在日本拿了第一，你在全世界都会出名。美国的音乐学院像朱丽亚和柯蒂斯都会为你提供奖学金。我们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此，我们必须找到最好的老师，获得最好的指导。”
赵教授认为我应该弹莫扎特，但那时我还不很擅长演奏莫扎特的曲子，我还不理解他的音乐天才的复杂精微之处。我弹莫扎特曲子的方法还太笨拙，我还没能完全理解他的音乐的许多不同特质。殷承宗老师认为我应该弹贝多芬。比起莫扎特，我也更愿意弹贝多芬。但父亲觉得肖邦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更能凸显我内心的音乐感，于是他就让我专心准备那首曲子。
这么多不同意见让我感到无所适从，但不久又有一位老师提出异议。屠教授在父亲眼里是全国最优秀的钢琴老师，也是比赛中唯一代表中国的一位评委。她授课收费很高，一堂课要１０００元钱，但能请专家提出不同看法，父亲付得心甘情愿。在中国的古典音乐圈子里，她说的话很有权威性。
她要我弹肖邦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给她听。等我弹完后，她说：“在日本比赛时弹这首曲子会是一个错误。”
“您能不能教他怎样才能更好地诠释这首曲子？”
“我做不到。这首曲子选得不对。他不理解肖邦写这首曲子时饱含诗情的渴望。这首曲子对演奏者情感体现要求极高，他还太年轻，太不成熟。对一个年轻的男孩子来说，这曲子太过于浪漫了。”
“但是――”父亲想要辩驳。
她坚持说：“没有什么‘但是’。我这就把你的学费退给你。如果你儿子一定要弹这首曲子的话，我没兴趣教他，我也可以告诉你，他根本没机会获奖。”
父亲和我面面相觑。这可是事关重大。
她走了后，父亲对我说：“郎朗，你还是弹肖邦。”
“你肯定？”我觉得好像有点太冒险。
“有些老师总是低估你。这一位也一样。”
“但她说我太年轻，没法理解肖邦想要表达的感情。你说怎么办？”
“肖邦是在极度渴望找回一段失去的爱。你弹这个协奏曲的时候，脑子里就想着你对你妈的爱。你总是说你太想她了，你把你渴望的心情放到演奏里去不就行了吗。”以前练琴时，我还从没有试验过这样的方式。虽然我拼了命地练琴，虽然对母亲的思念让我心痛，我还是没法把那份思念反映到琴键上。
父亲和我要动身去日本前的两个月，母亲来看我们。赵教授向她抱怨父亲，以为她会支持他，结果两人争了起来。
赵教授劝母亲说：“你得管管老郎，别让他总是掺乎音乐学院的事儿。他的态度把每个人都得罪了。他动不动就跟学校里的钢琴老师争吵，咋咋呼呼，没完没了。他这样反而是害了你儿子，妨碍他的进步。”
母亲说：“我看我儿子进步得还不错嘛。”她语气的强硬是我以前没听到过的。
“没有老郎在那儿掺和，他会进步得更快。”
“他需要他爸的保护。其他学生家里有钱给老师买昂贵的礼物，我们有的只是我们的决心，要让郎朗不受忽视。”
……
母亲跟父亲讲了她和赵教授之间的谈话。父亲说：“别听他的。不管谁说郎朗拿不了第一名，都不要相信。”
然而，赵教授的一番话对我还是有影响。毕竟，他是一直支持我的。发脾气教授不要我，是他收我做学生。母亲看出来我很焦虑。她说：“郎朗，你得和我回老家待一阵子。我们回沈阳吧。”我以为父亲会不答应，但他没有反对。“也许回沈阳不是个坏主意。也许让郎朗去见一见朱教授会有好处。”
下期预告：
在日本报纸上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年轻女孩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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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回放：等我弹完肖邦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后，屠教授说：“在日本比赛时弹这首曲子会是一个错误。”
火车一开进沈阳火车站，我就感到一阵松弛。我回家了。沈阳也许不是巴黎或维也纳，但对我来说，尤其是在参加柴可夫斯基比赛之前的那些日子里，沈阳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时值夏日，和母亲在一起的喜悦，还有她为我准备的喷香的饭菜，让我精神倍增。而且，我很高兴又能见到我爱戴的朱教授。
我离开沈阳有五年半了，朱教授的琴房一点也没变，她讲课还像从前那样耐心，那样体贴入微。
我告诉她肖邦协奏曲在我的老师中引起的争议。那些有名的老师都怀疑我能弹好这首曲子，都认为我不该选这首曲子。我为她弹了一遍，弹完后，她毫不犹豫地对我说：“郎朗，我同意你爸爸的意见。你能弹这首曲子，而且能弹得好。当然，你必须要感受到作品中想要表达的思念和痛苦。你必须要大大方方地表现这些深刻的情感，不能有任何疑惧或局促。要弹好这首曲子，你必须要进入心灵深处，探索这首曲子对你本人的意义。现在再弹一遍。”
我又弹了一遍。这一次，我想起了自己的沈阳之行是如此短暂，很快我又会远离母亲的怀抱，远离朱教授的谆谆教导。内心的感伤似乎在引导着我的手指深情地划过琴键。
弹完后，我抬起头，看到朱教授的眼里盈着泪光。
她说：“你能弹这首曲子。我肯定你能弹这首曲子。”
一个星期后，在１９９５年的八月，父亲、赵教授和我来到了日本的仙台。我换了本蓝色的护照，因为这次我是公派出国。在日本报纸上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年轻女孩的照片。照片中的女孩和我一般大，站在一架大钢琴前面。
我问赵教授：“那是谁？”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她是日本最好的钢琴学生，一个才华横溢的日本女孩。这儿的媒体爱透她了。毫无疑问她会赢。”
他的话深深地打击了我。
我仔细地审视那张照片。她的眼睛清澈，双手纤柔。我想象她细长的手指飞掠过琴键。
我问道：“你知道她要弹的曲目吗？”
我的老师说：“我不知道。但不管她弹什么，在人们心目中，她都是最有希望获胜的。”
不久，父亲又打听到，还有一位人们都看好的选手，是一个乌克兰的女孩子，她在三年前在莫斯科举行的上一届比赛中拿了第二名。
父亲说：“我们必须要观察她们练琴，研究她们的技巧。”我们还有一个星期去做这样的工作。
我找到了她们练琴的地方。她们琴房的门虚掩着，我可以朝里观望，看她们的手指如何移动，观察她们如何处理音乐的分句。她们的琴弹得非常有力度。我看她们弹琴看了很久，直到一位来采访日本女孩的报社记者走过来，问我在干什么。我如实对他说了。他笑了笑，把我说的话记下来。也许他会在报道中说我的坏话，但我不介意。我需要亲耳听其他选手弹琴，这样我才会更有动力，要去击败他们。
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比我以前参加的任何比赛规模都大得多。我们下榻的饭店竖起四十面国旗，代表所有参赛学生来自的国家。第一轮后，只剩下二十面国旗。中国派的十名选手全都过了第一轮，但第二轮比赛很关键，四十名选手大多数会被淘汰，只剩下六名进入决赛。
前头说过，在音乐学院的一次期末考试中我拿了第三名。那个拿了第一名的男孩也来日本参赛。他信心十足，见人就说：“我是第一名。”但是第二轮过后，公布进入决赛名单时，他榜上无名。事实上，进入前六名的选手中只有我是代表中国的。其他人包括两名俄国选手、一位英国女孩，还有就是来自日本和乌克兰的那两个女孩。我们六个人都将和莫斯科爱乐乐团合作演出。我很兴奋，但同时也很担心，因为我从没有和任何乐团合作过。还在北京的时候，父亲曾托赵教授联系一家国内乐团，帮我排练一下，但赵教授说我们得出差不多两万块钱才行。我们无论如何是出不起那笔钱的。
父亲问赵教授：“你能帮我们想想办法吗？”
“没钱这事儿就难办了。”
于是我只能毫无准备地来到日本。
下期预告：
宣布获奖名单时，我没有抱太大期望。从小到大头一次，我觉得拿第二名也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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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郎朗】上期回放：
父亲曾托赵教授联系一家国内乐团，帮我排练一下，但赵教授说我们得出差不多两万块钱才行。
父亲告诉我说：“演奏的时候，想一想你妈，想她是多么爱你，想你是如何思念她，想她对你意味着什么。把你对她爱和思念都倾注到肖邦的音乐里。其他什么人什么事都别想。郎朗，为你妈好好弹。”
我心里想着母亲，很快就适应乐队的音色和节奏。这样想着，尽管母亲此刻和我远隔万里，我感到她就在身边，就坐在我童年崇拜的英雄们空出的位子上。在演奏时，我把对她的思念全部倾注到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我找到了一份灵动的满怀孤寂的诗情。那是我以前弹琴时从来没有感受到的。我喜欢和乐队合作演出的每一刻。一旦有了乐队的支持，你就好像长了翅膀一样，可以自由翱翔。
宣布获奖名单时，我没有抱太大期望。我已经尽我所能，起码我是前六名，这本身也是一项荣誉。
第六名给了英国选手。
第五名给了乌克兰选手。
第四名给了俄国选手。
这么说我进了前三名。父亲后来承认他也没想到我能进前三名，因为所有的录像镜头都指向来自俄国和日本的选手。
第三名还是俄国选手。
只剩下我和日本女孩了。她是媒体的宠儿，连赵教授也说没人能击败她。我想，这么说，我拿了第二名。从小到大头一次，我觉得拿第二名也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到了关键时刻。
第二名……我闭上眼睛，屏住呼吸。主持人喊出了名字，却不是我的名字，而是日本女孩的名字！
我跳了起来，兴奋得浑身发抖。稍后我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我向全场挥手，我是第一名。
赵教授说：“我就知道你会拿第一。我早知道。”我什么都没说。父亲也没说什么。这样的时候，除了“谢谢”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一位评委轻声对我说：“郎朗，你的演奏充满阳光――温暖、辉煌的阳光。”许多竞争对手流着泪对我说，我的演奏打动了他们。闪光灯开始亮起，记者们把我团团围住，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我感到万分荣幸。我很幸运，因为其他选手都那么强。”
稍后，我们独处的时候，父亲对我说：“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郎朗。这次大胜之后，你的生活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回到北京时，母亲在机场等着我，音乐学院的院长和媒体也来了，我得到了通常只有体育或电影明星才能得到的外界关注。在北京音乐厅，我开了场独奏会，弹肖邦的全部二十四首练习曲，好评如潮。我那时才十三岁。
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篇关于我的报道刊登在报纸上，我终于成为了音乐学院的王子。
与此同时，音乐学院的教授们正在为中央电视台准备一场新年音乐会，学院里最好的学生都会上场。我曾管他叫北派大师的翟也会上场。他是赵教授的夫人凌教授的得意门生，曾是全国年轻钢琴学生中最出名的一位，但如今我取代了他。可是，等我们到了电视台演播室时，我发现凌教授把我准备弹的曲子分派给了翟。
父亲说：“我不同意。这不公平。”
凌教授问道：“你是老几，敢跟我们说这样的话？你不过是个家长，我们才是教授。”
“郎朗已经准备好了那首曲子，你却给了翟。你这么做是为什么？”
“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是我们专业人士的决定。你是业余搞音乐的，根本不懂我们的专业。”
“但是，教授――”父亲话没说完，她就打断他，在摄影师和导演们面前开始大声嚷嚷。
“把这个家长赶出演播室！我忍无可忍了！保安，快来！马上把他给我赶出去。”
她的粗言恶语让我突然变得很强悍。我从小到大都是个听话的学生，但是这么多年来，父亲一直保护着我，现在是我为父亲辩护的时候了。
我说：“如果他走，那我也走。”
我的最后通牒让凌教授吃了一惊，一时打住了她的歇斯底里。
我又补充了一句：“还有，如果我不能弹我准备的那首曲子，我一样会走。”
她的嘴角抽动着，想要说很多话来批驳我，但最终她没什么可说的。
电视台的导演把赵教授和夫人拉到一边商议。我听到他们互相争论着。最后，他们朝我走过来。
他们说：“好吧，郎朗，你弹你准备的那首曲子。翟再另找一首曲子弹。”
于是，教授和我之间的战役结束了。
下期预告：
“赵教授，郎朗是我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父亲这样冲着赵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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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郎朗】上期回放：
我的最后通牒让凌教授吃了一惊，一时打住了她的歇斯底里。
又过了几个星期，父亲对赵教授说：“该是让郎朗学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的时候了。”当时我们三人坐在赵教授的办公室里，为我的未来做计划。
赵教授说：“不行，他还没到时候。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难度太高，只会让他受挫、灰心。”
父亲说：“他很快就能学会的。”
“他只会弹成四不像。他还得等等。音乐学院里有一套体系，我们必须按规矩来走。学生的进度安排都是事先规划好的，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要等到后面才能教。”
父亲说：“学校的规矩唬不了我。”
赵教授坚持说：“可我得照规矩办事。”
父亲问：“你想想看，郎朗学音乐，什么时候是按学校规矩走的？他从来都有他自己的课程安排。”
“他从来都是遵循我的课程安排。”
父亲说：“也许以前是，但将来不会了。我知道有一位希腊的天才琴童，十三岁在卡内基大厅首次演出弹的就是‘拉三’。如果他能弹，郎朗也能弹。而且，殷承宗已经邀请我们去纽约了。”
“我不准他去。郎朗是我的学生，不是殷承宗的学生。”
“赵教授，郎朗是我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
我问父亲：“这么做妥当吗？如果赵教授生我们的气，那我们在音乐学院就没任何人帮我们了。毕竟赵教授是我的老师。”
父亲说：“如今你已经开始在舞台上演出，你需要到西方去学古典音乐。你需要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我们必须到美国去，找美国最好的老师教你。”
我问道：“为什么不去欧洲？为什么不去德国？”我心里还想着德国的美景、食物，还有德国人的好客。
“欧洲有很多非常棒的老师，但要想当一名能在音乐会上演奏的钢琴家，美国会更容易些。美国不像欧洲那样讲究传统，作风老派。美国更能接受新观念、新的艺术家。美国有很多优秀的音乐学院，还有优秀的老师。”
我又问：“那钱从哪儿来呢？”
“全额奖学金呀！”
我对纽约可以说是一见钟情。整个城市充满了活力，它的节奏让我兴奋不已。在斯坦威音乐厅，殷承宗老师邀请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评论家和教育界人士来听我在美国的第一场音乐会。他向来宾介绍说，我是一位前途光明的年轻的明星。父亲感觉到了我的紧张情绪，在我走向钢琴之前，照例拍了拍我的后背。像往常一样，他的这个动作给了我勇气。
眼前的听众都是些重要的人物，我还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我一坐下来开始演奏，我的畏惧就烟消云散了。我重复了我在北京弹过的肖邦的二十四首练习曲。当时北京的观众反响热烈，如今在纽约，音乐又一次发挥了它的魔力。
殷承宗老师说，几乎每一位在场的听众都对我的演奏给予高度评价。他告诉父亲说：“不久，我们就会收到几家不同学校发出的带奖学金的入学邀请。有了奖学金，郎朗就能留在美国，找到经纪人，开始他的钢琴家的生涯。”
尽管有殷承宗老师帮忙联系，还没有哪个学校表示愿意为我提供奖学金在美国就学。
殷承宗老师说：“还要再多等一会儿，不要太着急。”
但是我已尝到了美国的滋味，我还想再多体验一些。如今我没有学上了，心情也不太好。我的生活似乎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僵持不下。
不久，我从中国接到了一份电报，一切又都起了变化。我首先想到的是母亲病了。我追问道：“出了什么事？”
父亲回答道：“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只有好事！我们得抓紧时间，做好准备。”
“做什么准备？”
“回国的准备。”
“什么时候？”
“今天，明天，越快越好。”
“但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离开？我喜欢在这儿上学！”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重组后要举办首演音乐会，特邀我担任钢琴独奏，届时国家主席江泽民也会出席，整场音乐会都会在全国电视转播。
父亲对我说：“我们必须赶紧回家。你必须马上开始排练。”
我问他：“那美国呢？”
“郎朗，你会回来的，你很快就会回来的。”
下期预告：
母亲说：“郎朗，如今你也是个贵宾了。你在我国的文化界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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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郎朗】上期回放：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重组后要举办首演音乐会，特邀我担任钢琴独奏，届时国家主席江泽民也会出席。
１９９６年９月６日，我在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首演音乐会上演奏了贝多芬的钢琴合唱幻想曲，当时我年仅十四岁。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前身中央乐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交响乐团。开幕音乐会是一场规模宏大的盛会，听众席上坐满了艺术、文化和商界最杰出的人物。贝多芬的这首曲子我还从没有弹过，而乐团只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排练。
母亲在化妆室里一边帮我穿上无尾晚礼服，一边说：“郎朗，如今你也是个贵宾了。你在我国的文化界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了。”
她的话让我的胃感觉舒适些，但是父亲在我后背的一拍才真正调动起我的激情，让我使出浑身的解数。我演出时的那份泰然自若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演出结束后，国家主席江泽民亲切地对我说：“你很有才华，你为国家争了光。”
因为我声誉鹊起，音乐学院的领导鼓励我留在中国，在音乐学院继续我的学业。他们甚至答应为我专门请一位外国老师。但是父亲和我不想让赵教授难堪，而且我们仍然把希望寄托在美国。在日本的柴可夫斯基比赛获奖后，我拿到了日本ＪＶＣ胜利唱片公司的一份录音合同。在灌制我的第一张唱片时，我认识了一位女士，她有一位姓叶的朋友是乐团指挥，住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叶先生认识加里?格拉夫曼。格拉夫曼不仅是位杰出的钢琴演奏家，当时还是美国费城的柯蒂斯音乐学院的院长。叶先生给他寄去了我和莫斯科爱乐乐团合作演出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的录像带，还有我在北京音乐厅演奏肖邦二十四首练习曲的录音带。
格拉夫曼先生对我很感兴趣。他问叶先生：“这个男孩现在在哪儿？”
叶先生解释说，我刚刚来过美国，但现在已经回到中国。格拉夫曼先生希望叶先生马上找到我，他想要我尽快到柯蒂斯去面试。
我不仅知道格拉夫曼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钢琴家和钢琴老师之一，我还知道他曾是霍洛维茨的学生。如果能让一位曾被霍洛维茨教过的老师给我上课――我还能有什么奢求？我兴奋极了。但是当然，我首先得通过考试。格拉夫曼先生对我送去的录像带和录音带很满意，但学校的要求是必须本人当场演奏。虽然格拉夫曼先生对我鼓励有加，但没人能做出任何保证。
父亲给我打保票：“你不会失败的。你曾面对过比这大得多的挑战。你在德国和日本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相信我，你一定会把柯蒂斯学院给镇住。”
日子定了下来。我又会去一趟美国。
但母亲怎么办呢？如果我拿到了奖学金，从此待在国外，母亲能一起来吗？
母亲对我说，我得要先自己去，她还不能陪我。她还不敢放弃她的工作，因为我的未来发展还不是那么稳固。
我告诉她：“我也许会在那儿待好多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回来。”
“你到北京这么多年一晃眼也就过来了。想想看，你这些年收获有多大。在美国你也会有很多机遇，而且回国的机会比你想象的要多，你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知道她的话没说错，她的逻辑无懈可击。如果我一定要到国外读音乐学校，父亲得要在那儿陪着我。
那是１９９７年的３月，虽然我被柯蒂斯录取的机会很大，学校还是不能为我们支付去美国的费用，我们只能用母亲的工资来贴补。从前获奖时得到的奖金都用来还债了。我们那时仍然很拮据，要买两张飞美国的双程机票，我们还得向亲友们开口借钱。
抵达费城时，整个城市覆盖在一层薄薄的白雪之下。鲁道夫?塞尔金曾在柯蒂斯音乐学院担任院长，学院的毕业生包括雷昂纳德?伯恩斯坦、基安?卡洛?梅诺蒂和塞缪尔?巴伯。白雪让这个著名学府的校园更显得魅力十足。
有人把父亲和我领到格拉夫曼先生的办公室。和纽约那个熙熙攘攘的摩登都市相比，费城显得更古老、更安静些。
下期预告：
格拉夫曼先生说：“郎先生，不好意思，考试的时候家长是不能进入演奏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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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回放：虽然我被柯蒂斯录取的机会很大，学校还是不能为我们支付去美国的费用，我们只能用母亲的工资来贴补。
格拉夫曼先生是我见到的最和善的人中的一位。他用中文向父亲和我问好。他精通中国文化，他的办公室里摆满了中国字画和雕塑，还有中国历代传下的珍稀文物。他对中国历史知道得比我还多，一下子就打消了我不安的情绪。
他说：“今天我只想给你上一堂短课，帮你准备明天的考试。我听说你要弹的是贝多芬奏鸣曲作品１１０号，还有巴赫的前奏曲与赋格曲。”
“对。”
“好极了。我知道你会弹得很出色。现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让我们开始弹贝多芬吧。”
在我弹琴时，我能感到他不是在评判我，而是在欣赏我的演奏。他没有专注于找出我哪些地方弹错了，而是让我知道我哪些地方弹得好。我弹完以后，他对我的某些分句处理提出了他的看法，但他把这些看法当作建议向我提出，而不是当作指令一定要我服从。他的态度很和蔼，这一点让我想起朱教授。他激发学生的动力，靠的不是畏惧，而是爱：他对音乐的爱，对他的门生的爱，对教学本身的爱。我从前还没有跟随一位世界级的钢琴演奏家上过课，但从我们最初的接触，我能感觉到他作为钢琴家的高超技巧。
他说：“明天来听你演奏的人一定会对你留下深刻印象。”
我注意到他用的词是“听”，而不是“评判”。
我问道：“都有谁会来？”
“里昂?弗莱谢尔、克劳德?弗兰克、西摩尔?李普金、彼得?塞尔金。”
这些人都是古典钢琴音乐界的重要人物。一听到他提起这些大家的名字，我的脸上一定露出了担忧的神色，格拉夫曼先生又赶紧安慰我说：“他们都会被你的精湛技巧和音乐感所打动。你要做的就是放松，不去想别的，好好享受你演奏的音乐就是了。我也会细细欣赏你的演奏。”
父亲说：“我肯定我们都会喜欢郎朗的演奏。”
格拉夫曼先生回答说：“郎先生，不好意思，考试的时候家长是不能进入演奏厅的。”
我们借住在一个美国家庭位于中心城区的温馨的家里。那天晚上，父亲搂着我睡，我梦见遥远的地方刮起了暴风雪，我梦见迈克尔?乔丹跳起投篮，为球队赢得冠军，我梦见中国奥林匹克体操队赢得金牌。
我醒来时，外面还是一片银装素裹。我已经十四岁了，曾在多次重大比赛上获胜，但我知道今天的考试对我的能力是最重要的考验。
我们到达柯蒂斯的主楼时，其他学生已经等在大厅里了。父亲对英语一窍不通，我的英语也很差。安排考试的工作人员做说明时，我们听不懂，正在一筹莫展时，我们的好运气又来了。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出现在我们面前。
他问我们：“你们要帮忙吗？”
父亲说：“劳驾，我们不知道工作人员都说了些什么。”
“你们是北方人吧？”
我说：“是啊。你呢？”
“我也是。听你的口音一下子就听出来了。”
王歌群做了自我介绍，说他是学歌剧的学生。在美国别人叫他ＧＱ，是他的名字的拼音缩写，也是一本著名男士杂志的名称。他把我带到二楼进行考试的地方，但是他说父亲不能陪同我进去。２０分钟后，正当我准备走进考场时，我看到王歌群冲我跑过来。“你父亲要我上来拍一拍你的后背，告诉你，你是第一名。”
考场里坐着格拉夫曼、塞尔金、弗莱谢尔、弗兰克、李普金，他们是我见识过的最卓越的考官，但是我并不害怕。我刻苦练琴练了这么长时间，如今有机会为这些杰出的音乐家演奏他们最喜欢的音乐，我感到兴奋不已。
两小时后，格拉夫曼先生对我说：“你弹得太棒了。你是所有考生中最优秀的。”他告诉我说，学校会为我提供全额奖学金、生活费，还有一套公寓，客厅里甚至还配有一架斯坦威大钢琴。
我把他的话告诉父亲，父亲不敢置信。他问道：“你肯定以你的英语水平能把他的话全听清楚？”
“他用中文告诉我的。”
“那再给我重复一遍，我简直不敢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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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搭飞机回国，飞到半路，父亲开始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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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郎朗】上期回放：
安排考试的工作人员做说明时，我们听不懂，正在一筹莫展时，我们的好运气又来了。
父亲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呼吸变得困难。他挨着床坐下来，缓一缓劲。一开始，我们还以为他呼吸急促是因为听到我的好消息后情绪太激动。第二天我们搭飞机回国，飞到半路，他开始喘不过气来，这时我们才明白他是真的生病了。我很紧张，通知了乘务员，乘务员又通知了北京机场。我们一下飞机，就有一辆救护车等着我们。
母亲也在机场等着我们。她祝贺我拿到了奖学金，但父亲的病情紧急，也就顾不得多谈我的好消息了。我们到了医院，医生给父亲拍了Ｘ光片，在他的喉咙里发现了两块大肿瘤。医生没法告诉我们是不是恶性肿瘤，或问题有多严重，但他们要求我们不要来探望父亲，否则父亲忍不住就会想和我们讲话，而讲话只会加重他的病情。
我不想离开父亲。我无法想象没有他，生活会是怎样。虽然他曾给我带来不小的伤痛，虽然他管教我的方式太过严厉，太过暴躁，我知道我非常需要他，我也知道他有多想到美国去，帮助我实现我们的梦想。从小到大头一次，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爱他。他一定不能死。
那真是些愁云惨雾的日子。我动不动就哭出来。晚上，母亲把我抱在怀里，直到我抽泣着进入梦乡。她说：“郎朗，没事的，你爸爸会好起来的。他身子骨很强壮。”但是她的话也无法安慰我。没有父亲，我怎么过下去？
幸运的是，父亲的肿瘤不是恶性的，可以切除而不会引起并发症。尽管如此，他还是要在医院里住很长时间。
我对父亲说：“我每天都来看望你。”
他说：“我不想让你来看我。我想要你练琴。”
手术做完后，父亲终于出院了。他的身体好转了，只不过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不能说话。这一点我不介意。我可以跟他讲话，和从前不同的是，他没法反驳我。
为了和我沟通，他把他想说的话在小纸片上写下来。一天下午，我们讨论在中国最后几个月的安排。他写道：“我们得轰轰烈烈地干件大事。”
我大声问：“我们该怎么做呢？”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写下四个字：“告别巡演。”
告别巡演在北京开始，在沈阳结束，中间我们去了西安、上海、大连、长春和哈尔滨。因为有足够的听众感兴趣，父亲决定安排几场对外售票的音乐会，我也能得到相应的报酬。
父亲把上海看成是告别巡演的终极目标。在他看来，在北京我已经获得了巨大成功――我曾为国家主席演奏过，我的多次演奏都得到了热情洋溢的赞赏。但上海不同，我在上海还不为人知。上海音乐学院是一所一流学府，我从前的竞争对手中有很多在那儿受过训练。那儿的人认为他们对古典音乐最内行，最有品位。按照父亲的想法，如果我能让上海持怀疑态度的人对我刮目相看，我在中国就更辉煌了。
这几场告别演出都只是独奏音乐会，因为和乐团合作演出费用太高。况且，父亲推断说，听众想要看我这个年轻的男孩独自在舞台上演奏。然而上海人一听到票价，马上就抱怨价格太高。他们问：“这个小孩是谁？开个独奏会票价怎么开得这么高？”虽然他们心存疑问，但他们还是很好奇。音乐会的票全部售完，而且演出当天还得用大长板凳加座。
演出那天晚上，我弹得带劲极了。贝多芬的奏鸣曲、莫扎特的奏鸣曲、肖邦全部的练习曲、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节目单上的曲目很多，而听众很快就打消了对我的疑虑。到独奏会结束的时候，上海热情的听众们全场起立，高声喝彩。
父亲非常重视在上海的音乐会，而在家乡沈阳举行的我出国前的最后一场音乐会对我的意义则更为重大。在那场音乐会上，我将为朱教授和其他的老师们，为我的亲戚和满城的朋友们演奏。在沈阳，我将不需要像在别的城市那样努力去赢得听众的心。沈阳从一开始就给了我爱和支持。
下期预告：
父亲把我从座位上拽起来，又把我扔到他旁边的座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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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郎朗】上期回放：
父亲把上海看成是告别巡演的终极目标。
父母和我一起搭火车回沈阳的家。我对这次漫长的火车旅行充满期待，因为是我们一家三口一起旅行。在火车上，我坐在母亲身边，跟她描述我即将去美国之前心里的兴奋和紧张。像往常一样，她用她的心来听我说话，来理解我所有矛盾的情绪，来安慰我。我们一谈谈了一个多小时。父亲本是坐在走道对过，这时他气冲冲地跑过来，对我们说：“够了！”
母亲问道：“什么够了？”
“你和郎朗说话说够了。”
“郎国任，郎朗为什么不能和他妈说话？”
“因为他这会儿应该学英语，研究他在沈阳要弹的曲子的曲谱。”
母亲说：“郎朗和我就这点时间在一起，这对我们都很重要。天知道我们娘俩又会分开多长时间。他这一去美国，没个三年五载怎么回得来？”
“可他还是得学习。”
“一个正常发展的男孩需要有时间和母亲在一起。”
“你是在浪费他的时间！”
“浪费他的时间！你把爱我的儿子当成是浪费时间？”
“别老是抱怨。别老缠着这孩子。你这么溺着他，把他弄得一点毅力都没有。你以为你是在帮他，你其实是害了他。”
听了这话，母亲眼泪流了出来。她哭得很轻声，她试着止住泪水，好不让我看了难过，但泪水仍然继续流淌。在我们三人中，母亲是最坚强的，她一个人长年累月忍受孤独全是为了我好。在我离她远去之前，我们共处的时光短暂而宝贵，但此刻父亲却连这点时间也不给她。
我说：“我就想在妈妈身边待着。”
父亲回话说：“我不管你想要什么。”他把我从座位上拽起来，又把我扔到他旁边的座位上。他说：“你的英语课本在这儿，乐谱在这儿。现在就开始学习。”
有一首人们熟知的歌叫《我的祖国》。以前我从没能表达歌里唱出的情感。说实话，我从来没喜欢过这首歌。以前，我不理解歌曲背后的内涵，对歌曲表现的情感也没有体会。那是一首我爷爷奶奶那个年代的老歌，旋律中带着一丝内省的感伤色彩，听起来和我本人的经历距离遥远。但是在沈阳告别音乐会的那晚，我对这支曲子有了前所未有的体味。我找到了自己灵魂深处的伤感。人人都说美国是“充满机会的地方”，在那儿开始新生活让我一直很兴奋。然而在我演奏《我的祖国》的时候，那份兴奋感离我渐行渐远。我将要离开我的祖国――我的故乡、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当歌曲以平白简单的方式说出再见的时候，泪水盈满了我的双眼。
在演出结束后的招待会上，我一一问候了我的老朋友以及父母的朋友们，我幼年在沈阳的日子仿佛在我眼前一一闪过。我想要和母亲分享这开心的时光，但我找不到她。我问了每个人她去了哪儿，但没人能回答我。我开始担心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母亲连我的告别晚会都不能参加？
我终于找到了父亲。我问他：“妈妈去哪儿啦？她为什么不在这儿？每个人都想见她。”
他说：“你妈在家里。明天坐飞机，她在帮我们收拾行李。”
我说：“这太不公平了！”
父亲说：“如果她不做，谁做？”
过海关的时候，我手心里捏着一枚中国的幸运币，是一位体贴周到的学音乐的年轻朋友送给我的。我抬头看着中国的国旗，默默地说：“有一天我会回来，我会让你为我骄傲。”
我登上飞机，坐在父亲旁边，心里放不下母亲。
我问：“下次见妈妈是什么时候？”
父亲说：“说不准。”
“一年？两年？三年？”
“可能更久。在美国，你一定要静下心来，以一种新的方式学习。你要学语言，还要发展你的事业。你要操心的是这些，不是你妈！”
飞机滑过跑道，腾空而起，穿透满天的云朵。这将是我第三次到美国，但这一次和上两次不同。这一次我将要开始我的留学生涯。
下期预告：
我第一次的商业演出赚的钱刚够我们买到美国的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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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回放：在演出结束后的招待会上，我想要和母亲分享这开心的时光，但我找不到她。
在北京的那６年里，父亲和我过着贫困的生活。我们住的简易楼位于城市最糟的小区。每年冬天，地冻三尺，我们在没有暖气的公寓里度日如年。我们只有一辆破烂不堪的自行车，经常得到处找吃的。我们去德国那次事先得要托人情借钱，虽然拿了奖金，还了债后就所剩无几了。柴可夫斯基比赛胜利让我很开心，但并没有解决我们的经济困难。我第一次的商业演出赚的钱刚够我们买到美国的机票。
只有在美国我们才能够松口气。自打我开始弹钢琴，我们第一次感觉到身上的经济压力消失了。自打离开沈阳，我们第一次生活在贫困线以上。柯蒂斯支付了一切费用：学费、加里?格拉夫曼的单独授课费、书本费、生活费，还有英语家教费。
学校甚至派了一辆车到机场把我们接到市区。司机在市中心的一幢高层建筑前把我们放下来。我们搭电梯到了七楼，穿过走廊，打开了公寓大门。一室一厅的公寓里一尘不染。公寓里有中央空调，有我们自己的浴室。最让我惊讶的是客厅里的一架七尺长的斯坦威Ｂ型钢琴。当我看到那架斯坦威钢琴时，我知道自己真的是交上好运了。
公寓的窗户正对着基默尔表演艺术中心的建筑工地，它将成为费城交响乐团新的音乐厅。在今后的几年里，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就像眼前的建筑一样被一层一层地筑造着。我想象自己的事业节节高升。
那天晚上上床后，我还是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息。每隔几分钟我就会蹦下床，跑到客厅里，摸一摸斯坦威钢琴，好确认我不是在做梦。在挨着我的那张床上，父亲也是彻夜难眠。早晨醒来的时候，他人显得很憔悴。他说：“我梦到我回到了沈阳的工厂里，我梦到眼前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们根本没到费城来，我们还在北京的穷街陋巷里，我还得早上５点钟就爬起来，到我们和其他五家人共用的盥洗室里洗漱打点，这样我叫醒你时你不用久等，就能洗手洗脸，然后准备练琴。”
格拉夫曼先生是我们如梦一般的新生活的设计师。他和他可爱的妻子内奥米把我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经常邀请父亲和我共进晚餐，帮我请了私人英语家教，甚至把父亲送去读语言学校。我们两人的英语都很成问题。
我们的朋友王歌群在语言方面对我们的帮助尤其大。他成为了我们在美国这个小家的第三位成员。他那时２５岁，比我大１０岁，比父亲小２０岁，所以他成了我的大哥，父亲的小弟。他用他流利的英语帮我们处理了数不清的日常琐事――安装电话、开银行账户、给煤电公司打电话等等。
父亲学英文尤其困难。他东一点西一点学上几个单词，但有歌群好心帮着翻译，他也就得过且过了。
幸运的是，我不能得过且过。按照柯蒂斯的规章，我进了一家公立高中，学习音乐以外的课程。上美国高中对我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文化冲击”。尽管英文还很糟糕，我一头扎进了嘻哈的街头语言和文化世界。我最先学到的几个单词是：“丫――迷”，意思是：“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我学到的第一句完整的话是：“嗨，哥们！”当我把它用在格拉夫曼先生身上时，他莞尔一笑，对我说：“天哪，你学得可真快。”
因为英语不流利，我心里总是不坦然。我有话想说，但却不知道如何表达出来。在课堂上，老师说的话我基本听不懂。英文家教对我有帮助，但进步还是缓慢。幸运的是，和国内的学校相比，美国的教学体系显得实在太松了。老师从来不管教学生，学生把作业完全不当回事儿。在很多方面，我其实走在同班同学的前面。在国内，我数学很糟，但美国的数学课远不如国内艰深，所以我能拿到优异的成绩。但英语课对我很难。当我读到其他同学的作文时，他们的想像力让我很惊讶。
我对父亲说：“美国太轻松了。课外作业很容易，就这样还有一半学生不做作业。”
父亲回斥说：“别动那些歪脑筋。我还是你爸，管事的还是我。开心一点是可以，但别太开心了。你还是得听我管。”
和他争论没有必要，所以我闭上嘴――起码暂时我不会和他争论。父亲在国内是如鱼得水，但在这儿，他是一个陌生国度里的陌生人。
下期预告：
有的学生对我这个“中国小孩”表示不屑，管我叫“中国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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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郎朗】上期回放：
在国内，我数学很糟，但美国的数学课远不如国内艰深，所以我能拿到优异的成绩。
在学校里，我要应付两种英语。一种是正规英语，一种是校园英语――学生们最常用的词是“ｙｏ（喂；嗨）”。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学生们都喜欢听说唱歌手唱歌，这些歌手的名字都很特别，比如说声名狼藉先生、杰斯、史努比狗狗、吹牛老爹。学校里每个人说话都很快，讲起话来就像是在押说唱歌曲的韵，有好几个月他们说的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当然，我所熟知的音乐文化起源于很多世纪以前，但街头音乐的即时性以及音乐节拍后面的激情吸引了我。我渴望自己能更好地理解这种音乐形式，但得过很长一段时间我才能做到这一点。在我不能完全理解它的时候，我仍然注意观察它。
同样的，学校里的学生也在观察我。很多同学乐于助人，对我友善，有些同学甚至想要多了解我的背景。但也有的学生对我这个“中国小孩”表示不屑，管我叫“中国皮特”。有一天，几个同学问我弹的是什么音乐，我举了巴赫、贝多芬和莫扎特。他们回答说：“哦，死人的音乐。”对他们来说，我是一个稀罕的小玩意儿，正如他们对我一样。
尽管我有语言上的障碍，我仍然是个幸福快乐的１５岁的男孩子。我有全额奖学金支持，不再为钱发愁。我就学的柯蒂斯是一所极好的学校，学校里有无与伦比的老师，还有十几个从中国来的学生。最重要的是，人在美国，我变得很放松。
加里?格拉夫曼对中国文化的尊重是不容置疑的。他对我的祖国的了解不比我遇到的任何人浅薄。我上课结束之后，他会跟我聊中国的事，让我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新的理解。正因为此，当有一天晚上，他敦促我摒弃一些中国文化根本的价值观时，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在谈话之前，我为他准备了一个单子，上面列出了我想要参加的比赛，还有每场比赛我想要弹的曲目。它们包括：范?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国际柴可夫斯基比赛、利兹国际钢琴比赛、弗雷德里克?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伊丽莎白女王钢琴比赛。我告诉他：“我想像网球冠军桑普拉斯和阿加西一样。我想拿到所有的奖项。”
格拉夫曼先生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对我说：“在中国搞艺术，每一个层次都具有极强的竞争性。每个人都被排上名次。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体系和制度，不管是绘画、舞蹈还是音乐。这种竞争精神对你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郎朗，没人能否认这一点。不管怎么说，你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正是因为你在日本获得的成功。如果你没有赢得柴可夫斯基比赛，我不会有机会注意到你。但是我坚信，你不应该再参加比赛了。”
我惊呆了，就好像他跟我说，我应该停止呼吸，停止生活。我赢得的比赛次数越多，我就越想赢。我获得的胜利越大，比赛的影响力越广，我打造音乐会钢琴家的事业的速度就会越快。
我说：“我不明白，比赛有什么不好？”
“比赛带给你一种特别的态度。它们把你的精力从弹琴的过程转移到获奖上。郎朗，在我看来，学习音乐不仅仅是获奖。你必须要强调过程。”
如今我当然理解格拉夫曼先生的一番话，但在当时要把握他话中的深意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全部的精神世界都是为比赛做准备的。从五岁时赢得我第一场比赛开始就是如此。如果我不再为比赛做准备，那我到哪儿去找寻动力呢？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新的观念让我忐忑不安。
我把格拉夫曼先生的意见说给父亲听，父亲也是大惑不解。
父亲说：“你一定没听懂他说的话。他当然希望你参加新的比赛，获得新的胜利。否则你的事业怎么能起飞呢？”
下期预告：
格拉夫曼告诉父亲：“你的牺牲不会没有回报。你的儿子会有很长很成功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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